【尖端講座系列】第二十一場 Nationalism in Question: The Cases of South Kore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2021年5月27日下午，本院舉辦【尖端講座系列】第二十一場，主題為Nationalism in Question: The Cases of South Kore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合辦單位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及外國語文學系。主講人為韓國慶熙大學（KyungHee University）英美文化研究系Alex Taek-Gwang Lee教授，主持人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劉華真副教授。活動一開始，本院院長廖咸浩特聘教授致歡迎詞，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主任藍佩嘉特聘教授並簡介該中心理念，繼之由主持人介紹Alex Taek-Gwang Lee教授。

Lee教授此次演講，首先探討在二戰之後的韓戰以及長期冷戰的時空背景下，南韓為何採納法國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歐陸啟蒙式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在這些歐陸思想與同時期盛行的反共思潮的夾縫中，如何發展其民族主義。其次，他轉向審視存在主義（兼及歐陸世界主義）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蓬勃發展，並觀察其與當地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以及這樣的關係與南韓的民族主義發展脈絡所展現的異曲同工之妙。接著，進一步比較共產國際脈絡下衍生的民族主義，並點出民族主義一方面貫串所有國際化思潮與進展歷程，成為民族自決且向世界展開雙臂的基石，另一方面則發揮效果極強的排他作用，使民族國家的國界始終凌駕於任何國際化、去疆界的願景之上。最後，Lee教授審視了民族主義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架構中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它可能的轉變契機與方向。

Lee教授的研究聚焦於二戰後的韓國。二戰結束後，第一資本世界與第二共產世界在各地的明爭暗鬥迅速展開，南韓此時甫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且與北韓對峙的局勢儼然成形，當下所面對的最大課題是，如何團結及鞏固民心，抵禦共產北韓，在險峻的環境中求生。當時的南韓，蒙受共產主義秩序下國土一分為二、人民南北相隔的打擊，反共情緒高漲，另一方面則因沿襲日據時期的主流思潮，對於同樣採取反共立場的美國論述存疑或保持冷漠。在此背景下，既非來自美帝、亦非完全依屬於共產國際的法國沙特（Jean-Paul Sartre）式存在主義進入南韓，並且廣受歡迎。存在主義中對於人的根本存在條件與命運的深入探討，讓飽受戰火摧殘、亟思探索國家民族存續意義的南韓知識分子產生相當共鳴。不過在此同時，南韓境內的反共氛圍，也使沙特著述中的左派思想及擁護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遭到嚴重質疑。總而言之，沙特的存在主義以「去共化」（decommunization）的形式流傳，僅著重學說中對於存在的探討，並與卡繆（Albert Camus）的反共論述並置，更進一步結合歐陸啟蒙式世界主義，承續泛亞主義（pan-asianism）的精神，成為南韓民族主義的核心骨幹，與共產北韓的「主體思想」相抗衡。然而，南韓主流思潮脈絡中的命運自決、面向世界的外放願景，和身分建構、民族鞏固的內縮驅力，始終是難解而矛盾的癥結。

Lee教授並轉向觀察第三世界，以及戰後存在主義在這些區域結合民族主義發展的情況。沙特向來重視第三世界，並且積極投入諸多在地政治議題，因此相對於其他歐陸學派，存在主義在這些區域廣受歡迎。不過，Lee教授指出，第三世界許多國家∕地區同樣在戰後自殖民狀態解放，但這些國家∕地區的政治社會背景，與持續在軍事、思想上相互抗衡的南北韓不盡相同。這些國家∕地區並沒有明確一致的主張，唯一的共通點是它們皆企圖在冷戰針鋒相對的氛圍中，秉持存在主義，各自發展在地的民族主義，超脫第一世界與第二世界的既存秩序，最終實現自冷戰對峙僵局昇華的「第三世界主義」。從這類願景當中，不難看出承續歐陸啟蒙式世界主義、由民族自決邁向開化的思想脈絡。然而，這些願景也展現出與南韓核心民族思想中相同的矛盾：民族主義的自決固化，與世界主義的去疆界化，兩者之間的對立始終是個無解的難題，甚至在極端條件下，民族主義的排他作用明顯凌駕世界主義的原則。

由此觀之，Lee教授進一步提點，即便是在共產國際的框架之下，民族主義同樣頑強。對列寧來說，民族自決以及民族國家的建立，是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它們是馬克思主義式歷史進程中，中產階級革命勝利階段所帶來的副產物。列寧認為民族國家背後的凝聚力會隨時間淡化，而共產國際體制下的社會主義世界秩序終將超越民族主義，成為主導力量。然而在此，我們再次看到南韓與第三世界雷同的情況，亦即：民族主義促成革命產生，但在政權被推翻之後，民族主義的力道並未減弱，共產國際所設想的世界秩序亦難以實現。貫穿南韓、第三世界以及共產國際各自國際化圖像的共通難題，不外乎是民族主義內縮、自固的傾向，與任何國際化、外放、開化導向政策之間產生的矛盾張力。

民族身分的創建（想像式社群），凝聚了民眾認同意識及民族立國的集體期望，由此產生並且維繫的實質民族國家，具備象徵性的存有向度。此民族國家的象徵性存有向度，構成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核心，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由外向內、反向架設起民族主義的樣態邏輯。Lee教授認為，這個意識形態象徵化的過程，正是「現代性」的精髓所在。然而，當我們回頭審視二戰後由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框架，並思考現代性與民族國家對人民所帶來的影響，可以觀察到民族主義黑暗的一面。民族自決與國家建構固然得以凝聚眾人，但也發揮內／外劃分與排他的作用，此作用帶來的最主要問題，便是產生被排除在民族國家之外、「卑劣、非人」的「難民」。在民族國家此一概念確立以前，沒有固定家國的人並不會被視為卑劣或非人，12世紀的修道士 Hugh de Saint Victor 甚至讚許這類人是有能力向外探索世界的「強者」，接近啟蒙式世界主義架構下的原型典範。但是，在戰後現代世界秩序之下，民族主義高漲，反向突顯出現代人「無家國」的原初狀態，「難民」的身分不再是特殊的例外，而是代表人（不隸屬於、遭排除於民族國家之外時）的根本（卑劣、非人）存有狀態。Lee教授指出，持有國籍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中享有人權的最基本條件，而沒有國籍的難民無權進入任何民族國家工作，無法被商品化，也無法在國際生產關係結構中被交換，因此他們劣等且「無用」。

Lee教授借用拉岡（Jacques Lacan）精神分析的概念，將資本主義的理想樣態（民族國家之間人力自由交換∕流動），與民族國家實際狀態（民族主義排他效果所產生的無用難民）之間的落差，理解為民族主義倒錯化（perversion）的結果。此倒錯化的民族主義，拒斥民族國家中「民族」此一概念自始即匱乏所代表的創傷，並確信且不斷鼓吹、倡言能再次找回、奠立（從未存在過的）純正民族身分。這股對於民族的執著，阻礙了資本主義架構下交換∕流動的機制，而當這種執著的想像式宰制效果推向極致時，有可能產生法西斯主義式（Fascism）的狂熱。面對此現況，Lee教授主張，民族國家首先必須確實認知並且正視此一事實：其賴以建構民族主義的（想像式）「純正民族」核心概念，自始便已遭閹割，向來不存在，原初即匱乏。接著，在此前提下，民族國家應依循自由主義的運作原則，透過「商品拜物化」（Commodity fetishism），將其民族主義的想像向度世俗化、合理化，使其能進入市場交換∕流動，並透過此流動，讓民族主義的交換產生實質的價值。對Lee教授而言，「去民族化的民族主義」或「閹割式民族主義」，是落實多元文化主義的必要條件。民族主義問題自1930年代以來，一直未能獲得圓滿解決；而如今，在全球資本主義面臨空前危機、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再次受到國家利益挑戰之際，此問題勢必再度浮上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