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講座系列】第十九場 Two Types of Cosmopolitanism

2021年4月29日下午，本院舉辦【尖端講座系列】第十九場，主題為Two Types of Cosmopolitanism，合辦單位為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主講人為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的Galin Tihanov教授 (George Steiner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主持人為本院院長廖咸浩特聘教授。活動開始由廖院長首先致詞，歡迎與會者前來聆聽講座，接著介紹主講者Tihanov。

本次演講中，Tihanov旨在探析「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此一概念的源流與變化，以及其對於文學、哲學、大眾文化及其他人文領域的影響，並界定兩種不同類性的世界主義：「文化世界主義」(cultural cosmopolitanism)與「政治世界主義」(political cosmopolitanism)。演講一開始，Tihanov表示，在全球化影響日益漸深的情境，「世界主義」儼然已成為一個四處可見的「口號」──從流行雜誌Cosmopolitan的封面，到政治家的辦公室皆能看到和聽到。用法如此廣泛也代表此詞沒有一個精確、穩定的定義。Tihanov從字源的角度切入，說明此詞基本意涵：自從古希臘哲學家Diogenes稱自己為 「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以來，世界主義可被理解為一種特殊的信念，即認同來自不同邊界、文化和群體的人的尊嚴與權利。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不僅是宣布自己屬於這個世界，而且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屬於這個世界：透過承認、欣賞，以及擁抱差異性。Tihanov表示，世界主義始於對普遍人性（universal human nature）的承認，特別是在人認知到彼此文化差異的情況下，世界主義顯得更為重要：當我們學會將對方視為既與我們平等（在人性本質方面）、又與我們不同（如不同文化、背景、習俗和傳統）時，我們才能真正尊重他們。

接著Tihanov描述世界主義概念的系譜，闡述此概念的緣由與背景。Tihanov表示，世界主義可以有下列不同的理解方式：（1）精神與價值觀：不論他人的背景和傳統，對其文化的開放、寬容與尊重；（2）世界運作的基礎：國家和群體間相互承認、理解、共存的運作定律與秩序；（3）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自柏林圍牆倒塌以來，社會科學研究開始以更加國際、全球的角度（即世界主義）來看待現今的社會現象，而非持續沿用民族、國家主義的觀點（即「方法論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Tihanov補充，世界主義建立在兩個前提：它預設了重整「秩序」的概念（參照希臘語 “cosmos”，與「混沌」“chaos”相對）；身為「人」（being human）不是去實現一個「人」的抽象概念，而是我們在理解不同文化和群體時，反覆驗證和認可彼此的實踐方式。

就歷史而言，世界主義作為一種精神與價值觀是最早出現的世界主義理解方式：它指出人類需要超越自己文化的舒適區，接受其他文化，從而學會作為世界公民。在哲學、文學與藝術等領域中，世界主義指的即是此類：透過開放的精神與價值觀如寬容、好客、對不同文化與知識的好奇心，來對待不熟悉的東西和外來事物。第二種理解世界主義的方式──其作為世界秩序的基礎──源於近代，更具體地說是源於啟蒙時代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Tihanov表示，康德的「永恆和平」（eternal peace）和「普世待客之道」（universal hospitality）等思想在當代面臨重重關卡：孤立主義蓄勢待發，重新崛起的民族主義和反移民情緒挑戰了世界法律的正當性與旨在維護人權、公平、尊嚴的全球機構的重要性。而第三種世界主義理解方式是指近代在社會科學中發展的一種方法論，其認為不需要一直利用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視角去理解社會現象，而是透過「世界主義」的視角，將世界整體定位為完整且相互聯繫的。

接著，Tihanov界定與定義兩種不同類型的世界主義：文化世界主義以及政治世界主義。Tihanov將文化世界主義稱為「赫德式世界主義」（指涉德國浪漫時期詩人哲學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說明其核心為對文化差異的欣賞。赫德認為語言是理解外在世界的關鍵，並將外部世界理解為不同文化間互動的場域，雖然這些文化可以相互交流、文化資訊可互相轉換，但不可能歸結與化約成同質的文化。另一方面，Tihanov將政治世界主義稱為「康德式世界主義」，它預設語言為中立的，並將世界發展視為是朝著同質化的方向邁進。雖然沒有忽視差異，但康德式世界主義認為，透過各種等價和互惠等方式而實現的普遍性是歷史發展的終極目標，而「普世待客之道」為引導所有國家發展的關鍵。雖然這兩種世界主義都以接納差異為其理論基礎，但它們對待差異的處理方式不同──文化世界主義積極擁抱、培養和鼓勵差異；政治世界主義則致力於在同質化的進程下進行談判、辯證、調和與升華。

Tihanov表示，迄今我們未能認知這兩種類型的世界主義，這也是為何我們仍持續操作著口號性質的空白概念（世界主義）。Tihanov強調，文化世界主義的價值與取向與政治世界主義不同：實現前者的目標並不確保後者的目標一定會實現。例如，文化世界主義者可能在極權主義社會中蓬勃發展，並鄙視、阻礙和拒絕政治世界主義所擁護的價值觀；相反地，政治世界主義者仍可能給予任何人尊重與寬容(包括不屬於他國的公民)，卻不成為文化世界主義者。Tihanov進而用「由上而下」(from above) 和「由下而上」(from below)來形容兩類型世界主義：政治世界主義大多是「由上而下」（法律、規則上追求的普遍化、同質化），文化世界主義更多時候是「由下而上」（作為一種精神、一套價值觀和物質文化現象）。

最後，Tihanov表示，世界主義是一個爭議不斷的概念，尤其在當代更是如此，因為Covid-19已經迫使我們進入疏離感更加強烈、差異性更加明確的時代。幾十年前，世界主義者（Tihanov以哈布馬斯[Jürgen Habermas]與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為例）還在找尋能夠確保世界主義在全球蓬勃發展的方式，並透過提倡其理念以減輕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和風險。但世界主義也受到其他人的挑戰。例如，主流世界主義過於規範，是一套透過全球政治和全球文化精英，由上而下支配的價值觀，並忽視基層活動與日常生活實踐。正是這兩面的對抗與鬥爭，印證了在當代我們需要更有效的界定來區分世界主義類型，並藉此思考其相互關聯。Tihanov強調，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將激化各類型的不平等，並將使我們陷入一個越來越如虛擬般的現實世界。Tihanov表示，世界主義對這種不穩定性毫無抵抗力，並認為世界主義在面對一個高度動態的世界仍是一個具有建設性的應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