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講座系列】第四十三場「間距論再探:後全球時代的東西文化間-談」
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才得以跳脫思維的常軌?特別是如何跳脫歐洲思想賴以形構的存有本體思想?朱利安認為語言和思想是不可分的,重要的不是探索其中的相似或差異,而是讓語言和思想面對面,探索「其間」的未知。
一、從「摩西或中華」談起
朱利安借用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的一句話「摩西或中華」來探討語言與思想的間距性。在帕斯卡《摩西或中華》這本論著裡,朱利安所要探索的是反思性的面對面,亦即摩西或中華作為一種二選一的選項,表達的是中華文明作為一種逸脫於歐洲文化系統的龐大的存在。
首先,歐洲思想一直以來最重要的,同時也是作為形上學基礎的問題,就是「神是否存在」?然而中華思想並不提問這樣的問題,中華思想問的是「天或道存乎」?
在西方傳統裡,神這個字與其他所有的字絕對隔離出來,被用來命名神秘的源頭,指出思想的眩暈與自我深挖,歐洲歷史的發展與神的理念發展密不可分,然而這個神的歷史正在結束。中華古代有過近似神的上帝,但在天、道之下漸漸把上帝邊緣化,中華文化在神話創作上相當貧脊,他們透過祖先通往神明,因而宗教性的不安消納於政治警戒中,所謂政治警戒指的是要天下秩序良好,由此我們看到歐洲與中華思想面對面的間距。
在歐洲神是話語,在中華天不言。基督教傳統裡,神的話語是有創造力的(神說要有光就有光),中華傳統裡,天命只在必然的行為結果裡被揭露(子曰天何言哉?),天地調節的運行自然存在教導(四時行焉),人們無需用話語來指出。
(神被消納此一現象與社會制度結構密不可分,中華祭祀由家族族長執行,因此古代中華沒有發展出祭司階級,祭祀的操作程序性大於語言性,權力是讓位於暗示的(indice)價值。)
在中華,禮(儀式)重於禱告,作為一種行為準則發展出一套符合天下秩序的思維,禱告會製造出神,中華祭祀的發展程序與禱告則是相反的。在中華,人們不信任話語、敘事變薄弱,他們沒有將神搬上舞台的宏大敘事,立國的君王也沒有宣告什麼,他們既非英雄亦非聖人,只代表乘載萬物直到成熟的過程性。說服是歐洲重要的政治工具(理性的表現),在中華文化強調的是風化、以美德服人(influlencer)。
敘事的發展必須有一種會發起作用的「反面性」(如《創世紀》裡的蛇),但是在中華,中華對「原始」的問題(Question de l’Origine)沒什麼熱情。在中華,天與地合作,在互動當中形構了天地(世界)(monde),並且天不與人世隔離,天地互動以變化使萬物持續更新。
在中華,宗教性的虔誠不會脫離對認識的關注,甚至不會脫離人在世上的活動。
二、「神性」對當代的啟發與提問
我們今天要從這個問題出發去辯論——天觀把上帝的概念消解,但是天觀能因此趕除掉個人對上帝的呼求嗎?天難道不是我們能呼叫的最後救援嗎?孔子在匡遇險時,難道沒有對天呼救嗎?孟子面對他失敗的政治生涯時,難道沒有出現一道裂縫嗎?這是人無法弭平的,由此生出一份世上任何事物都不能彌補的「等待」,好比其他文化所稱的「等待神」。
神是排他性的獨一無二,道則是讓一切無限的通過。道不是一條通往某處的道路(如通往應許之地、通往一份拯救),道是道通、通暢,促使交流交通,美德是不阻塞(如道家傳統所強調「道之虛」)。
但我們確實在道的思維之初瞥見宇宙演化論的遺跡,似乎出現一種神學可能性(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一種初始功能被隔離出來並被人格化,就像本體論的神,該功能被一連串的話語加以絕對化。神不可名,道也不可名。
(一)神已死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尼采提出了「神已死」這個重大議題,促成了歐洲的現代性,當代歐洲放棄了神,從而終止了贊成神、反對神的激辯,這不會使歐洲思想停止不前嗎?甚至歐洲文明的停滯不前?
首先,我們不可認不清神的理念在歐洲文化內部所發展的「資源」。神的理念在我們最沒想到的地方最有發展力,也就是科學所謂的真理與理想,神的理念提供了衡量真理的依據,在主體平台上,神的理念提供給思考一座「同一存有本體性」的穩定基座。同時,無限全知的神在人裡面建立了絕不失敗的無限知識的可能性,神的理念所含的不可理解性,把神秘的事物歸於神的理念之下,從而為物理學解釋性和歸納性的知識提供「明確之地」(中國沒有發展出科學,可能就是因為沒有神作為本體的基本概念)。
絕對他者的思想(pensée de l’Autre),不是作為邏輯上的他者性,被用來進行正反論證,而是作為個人的他者性,是「存在性的」,由於絕對他者外在於自己,這種他者性出現在兩者的「相遇」裡,越出了在相遇當中脫離自己的己身。神因此使絕對他者性成為了無限的追尋。中華思想把他者想成配對或互聯、二元對立(陰陽、天地),想成一個整體之內的夥伴,神的理念則把「愛」發展到情感和喜好傾向之外,把「愛」提升到絕對和無窮的地位,絕對和無窮在神的概念裡和解,顛覆了最平凡的經驗。
(二)神已死產生的裂縫
神的理念在歐洲的演變史中,在基督教裡達到頂峰,在現代性誕生時被推翻,接下來則在把神送回去的路上。由此,趁機提出長久的中華傳統「使神淡出消退」的案例,希冀重新打開思想的可能性,並讓思想虛位以待而得以前進。
歐洲有過兩個「神已死」的形式,第一種是揭發,揭發在神的理念掩護下,宗教把人留在恐懼和愚昧裡(盧克萊修),即在階級的物化裡(馬克思),揭發宗教滿足人的意願幻想,宗教如果不是一種胡言亂語的想法,就是一種幻想(佛洛伊德)。
另一種方式是取消,認為神的理念沒有用處,人們可以繞過它。取消的做法就是削減(réduire),福爾巴哈做得很好,他把神的理念削減成人性,也就是純粹的「人類產物」,用於推廣人,神的理念只是人主體的映射。在福爾巴哈的做法中,神成為一種「中介」。另一種削減的做法是佛洛伊德心理學上發展的,把神的理念拉回到父的功能,使神意的天父變成阻擋焦慮的父,這種父的內在超我功能,也以社會所需的壓抑衝動,去強制個體放棄滿足他個人的慾望。然而佛洛伊德也承認,在開發無意識這塊大地時,發現了無法克服的矛盾,因此也出現了一道裂縫。而儘管現代性以種種理性論述去清除神的理念,那道裂縫仍然無法被除掉嗎?
三、在世界之內,挺身於世界之外
人的經驗當中是否有一種結構性的裂縫?中華這邊曾經瞥見那樣的裂縫,但是很快就被調節並以和諧的意識形態遮蔽了,在歐洲這邊,裂縫發展成大洞,在這大洞裡推展並支持神的理念。
人如何造成己身內部的裂縫?人在生存的條件當中為自己拉開了一個間距,為了和其他的生物「去相合」,內在就永遠是「有裂縫的」,形成一個不再與世界甚至不再與自身相合的「他自己」(lui-même)。波特萊爾說:「我,我的心靈是有裂縫的。」詩人把裂縫提升成謎、成為所有的質疑源頭,人的自我認知也於其中鋪展開來,是一種「不可約比」的概念。
「不可約比的」思考概念,重新捻出人的經驗裡「使產生裂縫」的事物,也就是不讓自己被整合到那些衡量經驗的共同度量裡(例如社會、宣傳、市場)。因此,我們必須把「不可約比的」構想成抵抗削減的工具,所謂「不可約比的」來自數學,數學的分數系列有不可通約數,因此在系列中製造了間隙。這份來自數學的嚴謹關係可以切斷任何理性主義上的偏離,為所揭露的無法消除的斷裂提供解釋性載體。希臘人在得知有不可通約數時深受震撼,由於他們想要把真理奠基在完美的相符關係上面,但是總會留下某個東西逃離了人們所使用的共同尺度,正是這個遺留下來的東西,即使微不足道,卻開向無限,謎就從人類經驗的間隙裡穿透出來,帶來暈眩。
人的經驗裡被探察出來的不可約比性的向度鋪展了人的存在,「神」被用來扛起並賦予它定義,即人們認為神和人之間沒有共同衡量尺度,並且神與世界之間也沒有共同衡量尺度。然而,若把不可約比性孤立固定在神裡面,反而縮減了不可約比性的力道範圍,當下哲學的要務就是開採不可約比的本身,不把它附在「神」上面,而是在人的經驗中推動這樣的不可約比性,由此鋪展人們所形構的存在,即挺身於世界之外的能力,不任自己被侷限在此世的共同衡量尺度裡。
在人的生活層面認知到不可約比性,看到開向無窮盡的裂縫,但不讓不可約比的被縮減,此種狀況只留在世界的「內在」,而非「神」,也不會夢想另一個別的世界。
最終從哲學的角度來思考,朱利安提出「Immanence-existence」的理論模型,強調去神化的同時,保留不可約比性,相對於歐洲傳統Immanence與transcendence的對立,朱利安從間距論證之中所得出人與世界的關係,即是在世界(生活的世界)之內,挺身於世界(體制、既有規則)之外。
紀錄:吳珮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