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講座系列】第四十二場「漢學研究的當代意義：回顧瑞典三百年的漢學史」

講座開始，主持人陳昭瑛副院長提及了本院當前的發展方向，並介紹今日的主講人羅多弼教授（Torbjörn Lodén）。羅教授是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及瑞典皇家學院人文、歷史和考古院士，為中國研究專家，主要研究方向有思想史、文學史和語言。

羅教授以17世紀時瑞典出現的中國遊記和兩本拉丁文論文開啟講題，並設想論文的書寫可能是因為17世紀時瑞典人認為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有重要性，所以必須研究中國。羅教授將瑞典漢學發展分成三個時期：開始到19世紀中葉、十九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60年代，和60年代至今。另外，針對漢學和中國學，羅教授提出最基本的解釋：漢學是「主要根據中文資料關於中國文化方面進行的研究」，而中國學則指更廣泛的中國相關學問。不過，羅教授認為這兩者之間不需要有太嚴謹的區別。

羅教授首先說明瑞典漢學發展的第一個時期，其歷史背景是18世紀耶穌會傳教士的遊歷在歐洲的傳播所帶來的中國熱。當時的歐洲受到啟蒙思想包含法國哲學家伏爾泰的影響，認為中國在當時相對於歐洲是先進國家。在這些背景之下，瑞典皇后Lovisa Ulrika對中國深感興趣，且成立了皇家人文、歷史和考古學院。中國思想對當時瑞典政治發展有重大影響，當Lovisa Ulrika之子Gustav三世發起政變時，即自中國援引意識形態，其師Carl Fredrik Scheffer也為中國思想的價值背書。同時期瑞典的中國知識還包含林奈的學生Pehr Osbeck在廣州做的植物學調查、瑞典第一個中國領事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寫的澳門歷史，以及中國第一個瑞典傳教士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對太平天國的紀錄。羅教授總結，這個時期為止的漢學方法論上並不算科學。

瑞典漢學的第二個階段即開始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針對這個時期，羅教授舉了四個例子：斯文．赫定（Sven Hedin）、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和喜龍人（Osvald Siren）。赫定是知名的地理學者、探險家和作家，組了不少次探險隊前往中國和中亞，並且著作繁多。高本漢主攻歷史比較語音學，早期以考察方言為主，後來對中古和上古漢語進行了重建。安特生是地質及考古學家，1914年隨丁文江之邀前去中國擔任探礦顧問，主要貢獻在周口店和仰韶，著有《黃土的兒女：史前中國研究》（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最後一位喜龍仁是來自芬蘭的藝術學家，在瑞典首次發現中國畫後產生興趣，著作良多。

在第三個階段，瑞典漢學的研究範圍擴大，從語言學拓展到文學和社會科學，並從古代跨足到當代。羅教授舉了馬悅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和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兩位學者說明，皆是高本漢的學生。林西莉於1960年代初進入漢學，7、80年代在中學教漢語，是瑞典第一個中學漢語教師；著作引起了許多瑞典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馬悅然是羅教授的老師，在戰後被高本漢送去四川研究方言，50年代末結識了艾青、老舍和周祖謨，在1965前主要研究公羊傳和穀梁傳。1965後馬悅然轉向現當代文學，並於1985成為瑞典學院院士，也因此高行健和莫言分別於2000年和2012年得了諾貝爾獎。羅教授指出，馬悅然對漢學的貢獻為語言學、文學翻譯和「跨時代、跨學科、跨文化橋樑」。針對最後一點，羅教授提及許多研究現在中國的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不熟悉，又或者是研究古代中國的對中國現況沒有了解。

說明完瑞典漢學的三個階段，羅教授以台灣研究、漢學的意義和瑞典漢學近年的發展作結。首先，由於政治關係，瑞典向來少有台灣文學的研究。不過，近年瑞典的安全與發展政策學院（Institute for Security & Development Policy，ISDP）成立了台灣中心（Taiwan Center）。羅教授參與了ISDP於2023年出版的兩本特刊的編輯，分別關於台灣認同的發展以及北歐－台灣關係。除此之外，馬悅然也長期致力於台灣文學翻譯，譯有《台灣的九個聲音》（Nio röster från Taiwan，1999）和楊牧選集《綠騎》（Den gröne riddaren，2011）。

關於漢學的意義，羅教授先拋出三個涵蓋範圍漸廣的漢學版本：中國文化、華人文化與華文文化。接著，羅教授提出三點漢學的目的。第一是詮釋和介紹中國文化，比方學術分析或者文學翻譯。再來，很重要的是，避免神秘化、妖魔化或理想化中國。羅教授認為絕對客觀雖然不可能，但是漢學家必須盡可能嘗試。羅教授也指出，不可將中國研究從科學方法分開，否則容易導致神秘化，而這也就是漢學的其中一個負面遺產。最後，與前者相關，漢學要促進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羅教授以自己經驗舉例，20年前全球化好像是好事，現在國際關係又緊張了，所以更需要好好冷靜地多研究、多對話。羅教授回憶，當年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提出所謂「文明衝突論」時，他認為是無稽之談，但現在看來不見得如此。不過，對此羅教授闡釋，問題並不在傳統文化本身，而是在當代如何利用傳統。

紀錄：呂澄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