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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03

【高峰論壇系列九】3. 協商與內在抵抗:中日戰爭時期中國現代派與歐洲戰爭文學

【高峰論壇系列九】3. 協商與內在抵抗:中日戰爭時期中國現代派與歐洲戰爭文學

 

2022年11月29日下午,本院舉辦【高峰論壇系列九:在死神的陰影下:戰爭的文化省思】第三場,主題為「協商與內在抵抗:中日戰爭時期中國現代派與歐洲戰爭文學」,合辦單位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以及財團法人日月光文教基金會。主講人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鄺可怡,主持人為本院院長廖咸浩。活動開始首先由廖院長致詞,歡迎與會者前來聆聽講座,並接著介紹主講人鄺教授。

 

講座一開始,鄺教授說明此講座旨在探討中國現代派作家與歐洲左翼文藝的交流與相遇(encounters)。自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知識分子紛紛參與救國事業,其中最重要的「抗戰文藝策略」之一即為翻譯歐洲戰爭文學。此類型文學作品,尤其是蘇俄的國防文學,已成為這些知識分子建構抗戰文藝的重要資源,他們藉由翻譯,推廣並鼓舞群眾的抵抗精神與抗戰意識。然而,鄺教授表示,過去相關研究主要皆著重於中國左翼作家所創作的抗戰文學,而對中國現代派作家所翻譯、編輯與評論的歐洲戰爭文學卻缺乏關注。尤其是抗戰時期的「南來知識分子」如何透過翻譯作品以發展一套獨特的扺抗策略,這個問題也少有研究。因此,鄺教授將從更廣泛的理論層面,理解中國現代派與歐洲左翼文藝思潮,並進一步探討雙方如何在特殊的政治和歷史語境下相互發展與互動。

 

首先,鄺教授以中日戰爭時期的香港為例,說明其在地理、政治和文化上的特殊性,以及其如何逐漸發展為抗戰文藝的大本營。在當時的文化與政治脈絡下,香港已被日軍政府定位為「抗日言論温床」,而日方也認為其對中國、東南亞地區的文化政策,以及中日戰爭的發展有著極高的影響力。中國現代派作家茅盾就曾建議周恩來至香港開拓陣線,並說明其戰略位置可向資本主義國家和海外華僑宣傳政策,並爭取國際輿論和愛國僑胞支持。另一方面,英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也形塑了其特殊的場域。在中日戰爭爆發初期,英國為免與謀求軍事擴張的日本發生衝突,持續保持中立的態度,而時任港督的羅富國(Sir Geoffry Alexander Stafford Northcote)就曾宣布香港為中立地區,不介入中日戰事,並實施出版審查制度以限制抗日言論。鄺教授指出,在此日本軍政府與英國殖民政府的影響下,香港卻仍能保有些許言論空間,形成獨特的文學場域。

 

鄺教授說明,由於香港的審查制度實施困難,以及政府的監控能力有限,使得抗戰文藝在香港得以短暫發展。其中,由於審檢制度較為直接,文藝作者遂能夠以反諷、借古喻今等方式,建立獨特的修辭模式,藉此傳遞抗戰訊息。例如,香港復刊的著名文藝副刊《立報.言林》即堅持報導戰時消息與抗戰時期的文藝發展,介紹抗戰文藝作家的創作手法,並同時透過出版這些作家的詩歌、小說等作品,傳遞抗日精神,反映抗戰的堅定意志。《立報.言林》即在中國現代派作家葉靈鳳主編期間,透過翻譯西方戰爭文學,開啟抗戰文藝在日、英分化意識型態的影響下的發展。

 

鄺教授接續以葉靈鳳的編輯與翻譯作品為例,進一步探討香港當時的歐洲戰爭文學翻譯如何帶動抗戰文藝風潮。鄺教授說明,葉靈鳳為當時香港最重要翻譯家之一,作為南來文人,他的翻譯工作不僅擴展抗戰文藝的思想維度和藝術形式,也促進了中國與蘇聯、法國等國家的跨文化交流,並在當時中國社會引起廣泛關注,為抗戰提供重要的資源。除了編輯《立報.言林》與《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等重要文藝報刊、推廣抗戰理念以外,他也透過翻譯來自蘇聯、法國、義大利的戰爭小說與反法西斯作品,其中包括義大利政治/文學家西洛內(Ignazio Silone)的《狐》(La Volpe,1934)與法國左翼作家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火線:一個步兵班的日記》(Le Feu, journal d’une escouade,1916),企圖引介歐洲各國面對戰爭與侵略的看法與觀點。

 

其中最重要的翻譯作品為蘇聯作家巴甫連科(Pyotr Pavlenko)的《紅翼東飛》(Red Planes Fly East,1937)。這本小說以抗日為主題,描繪了蘇聯紅軍抵抗日本侵略海參崴的故事,因此該小說對中國抗戰的現實處境有著深遠的影響,並在中國讀者群中引起廣大的共鳴。因此,鄺教授指出,《紅翼東飛》也是一部展現中蘇合作和國際共產主義思想的小說。小說以「國際主義」為旗幟,頌揚超越國界、反帝國主義的階級革命思想,將中國民眾和蘇聯共產主義者的合作呈現為一個跨越國界的共同目標。它以長征的歷史與《舊約聖經》中摩西領導以色列人逃離埃及的故事進行比較,展示中共的奮鬥過程,強調中共長征是「新世界歷史初期的最偉大的史詩」。鄺教授說明,即使審查制度的實施困難,葉靈鳳在翻譯《紅翼東飛》的過程中,仍受到多方面的政治審查和控制。其一,該書考慮到當時國共第二次合作聯合抗日的背景,故刪除有關國民黨的論述。另外,香港殖民政府的審查制度導致翻譯連載內容被大幅刪減。若原著小說有任何批判大英帝國的言論,也在政治審查下被刪除。

 

講座尾端,鄺教授總結抗戰文藝在香港的發展,其中背後重要的推手之一即為南來的中國現代派作家。鄺教授主要以葉靈鳳為例,說明他即使受到來自國內抗戰文藝建立以及香港政治背景的雙重影響,他的翻譯與編輯工作,如上述的《紅翼東飛》與《立報.言林》、《星島日報》等,皆大幅影響與推進抗戰時期的文藝發展。總體而言,整個抗戰時期的香港文藝受到各種政治勢力的競逐和操控,而透過《紅翼東飛》的翻譯過程與背景,我們得以窺見了當時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文學場域的複雜政治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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