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論壇系列五】預知平庸與貧乏：反思「雙語國家」政策

2022年3月26日上午，本院舉辦【高峰論壇系列五】，主題為「預知平庸與貧乏：反思「雙語國家」政策」，合辦單位為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以及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主講人為何萬順（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林南&蒲慕蓉講座教授）、廖咸浩（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陳秋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周中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兼任教授）、張心瑜（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何萬順教授首先進入第一個講題“養癰成患：從「英檢畢業門檻」到「2030雙語國家」”。何教授指出，在日本殖民時期，語言政策的目標是將臺灣人同化為日本人，使國語成為唯一語言。二戰後，國民政府推動國語政策，目標是消滅日語，壓抑母語，使國語成為唯一語言。相比之下，當局政府的語言政策戰略目標目前鮮少被學界探究。何教授提到，當局政府在國家語言政策上的戰略目標包括以英語為主軸，並推動英語成為第二官方語言。然而，對於推動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是否符合全民利益與福祉，仍存在諸多質疑。何教授列出了推動英語成為第二官方語言的條件，並指出臺灣目前不具備這些條件。

何教授進一步探討雙語政策對教育體系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一些負面影響的實例包括：教育部限定與國外姊妹校交流只限於62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教師甄選中雙語科目的缺額遠超過普通科目，以及部分大學為達全英語授課的目標，優先招聘外籍教師等等。這些現象使得教育現場目標錯置，重視英語授課能力而忽略其他專業，可能造成人力資源耗損和學生學習成效下降。綜觀何教授所提及之諸多實例，雙語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應顯而易見，但臺灣社會普遍深陷「臺灣人菜英文」、「英語很重要」的迷思，而對這些危險信號視而不見。

何教授接著指出，當局政府在制定”雙語國家”政策時，臺灣實面臨經濟和價值選擇的二元對立：即放棄了自主性和自信，追求經濟競爭力的”經濟台灣”，與保護文化認同、避免被殖民的”靈魂台灣”之間的衝突。何教授最後呼籲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進行深入的成本分析，並考慮到科技發展和未來人口結構的變化。他再次強調當局政府需重新檢視雙語教育政策，停止對英語考試的迷思，並重視本土語言的發展，由此實現經濟與靈魂雙贏的目標。其中臺灣語文學界所提出的「多語臺灣，英語友善」語言政策即為當局政府可考量之方向。

廖咸浩院長接著進入第二個講題“雙輸：雙語國家政策對創造力的弱化”。廖院長首先指出雙語教育中的全英語授課背後存在三個神話，包括英語能力等同競爭力、雙語人的想像和雙語優勢的觀念。廖院長本次演講將著重在瓦解這些迷思並釐清競爭力與語言的關係——即語言的精熟度為創造力的基礎，而語言也因此可視為競爭力的關鍵。廖院長首先討論了雙語教育中的雙語人神話。廖院長指出，最近的研究已對雙語人的神話提出質疑，指出這種理念並不可行。在雙語環境中，孩童的雙語能力可能不及單語環境下的孩童，且存在語言發展落後的問題。此外，卡民斯的研究指出，第一與第二語言學習需有明確的先後順序，而過度早期的全英語教學可能導致學習困境。

廖院長接著討論了全英語授課（沈浸式教學）在其他與臺灣條件相近地區的執行情況和其帶來的問題。廖院長以香港、新加坡與加拿大為例，闡述全英語授課對這些地區造成的衝擊，包含學科學習障礙、學生缺乏高階思考培養、本地語言的流失等。

廖院長接著討論雙語學習優勢，即雙語使用者在"執行功能"方面表現優於單語使用者，從而具有更高的創造力的神話。學界認為，語言與思考有密切的關係，精熟的語言能促進精密的思考，從而影響創造力的高低。廖院長提及了三種關於創造力的主要理論：聯想理論、內在聚焦專注力理論和創造力的雙重程序理論。這些理論都強調了「語意距離」，即思維中遙遠概念之間的聯繫。其中，語言能力的精熟程度與創造力密切相關，精密的語言能力有助於更好地連接遙遠的記憶，從而促進創意的產生。全英語授課可能導致學童的語言不全，並影響他們的創造力與競爭力。

廖院長最後總結，「雙語國家」政策中的全英語授課雖然有其積極意義，但其中存在陷阱，容易導致學生陷入「受抑性雙語」狀態，從而影響學科學習。全英語授課需要高度精通第二語言，但實際情況中很難達到這種理想，更容易陷入「語言不全」狀態。為了提升創造力，必須保持第一語言的能力，並在精熟之後再學習第二語言。廖院長強調，目前臺灣的「局部性雙語」現況是較為理想的選擇，即在先確保第一語言成熟的基礎上，再鼓勵學習第二語言，以正確的方式培養創造力，並追求真正的競爭力。

陳秋蘭院長接著進入第三個講題“雙語國家及雙語教育的迷思”。陳院長主要從自身語言教師及師資培育者的角度列舉並澄清了一些人們對雙語教育的誤解，其中包括：誤以為雙語者兩種語言一樣流利、雙語教學是用母語來教目標語、雙語教學只是英語教學、雙語教學是將學科專業術語轉化成英語、雙語教學是用英語教完再用中文教一次、雙語學科教授英語不用太好等。陳院長強調，雙語教學的目的是讓學科與英語相融合，並不是純粹提升英語能力。因此，雙語教學執行上必須審慎考量師資素質與品質，即教師需要兼備專業的學科知識和英語能力。

陳院長接著進一步解釋，雙語教師所面臨的挑戰包括語言能力、教學法、專業知識、組織結構、人際溝通、合作能力和持續的專業成長等面向。雖然國內雙語學科教師在教學法和專業知識方面已有優勢，但需要加強英語語言能力。英語的語言能力可以分為基本溝通語言、基本學術語言和學科領域專業用語。學科領域專業用語是最具挑戰性的部分——教師須了解學生已學過的英文字彙，並將艱澀的學術用語以較易理解的字詞取代。此外，雙語教師還需要具備語言知能，即依據學生能力調整使用的語言。這些專業知能的培養皆需要時間的淬鍊。

陳院長接著探討臺灣雙語教學的師資現況：根據調查，全臺灣僅少數非英語學科教師具備以英語授課能力。政府雖已規劃配套措施，包括培育本國籍雙語教師及引進外籍教師等，然而，教師和學生是否準備好實施雙語教學實仍存疑。

陳院長接著針對雙語教育之實施提供了五大具體之建議：（一）於執行雙語教育前，應當先進行實驗教育研究，找出適合中小學的教育模式，再擴大至全國辦理；（二）教育機構應訂定學校執行雙語教育的必備條件，並擇優從準備好的學校開始實施；（三）學校行政與教師間應充分溝通並瞭解雙語教學之目標及實施方式，並惟於雙方達成共識後方執行相關措施；（四）提供教師必備工具及指引，如制定雙語課綱和提供雙語教材；（五）學校應提供雙語教師充分支持，確保教師於進教育現場前有完善的準備。基於上述之討論，陳院長最後呼籲決策者考量調整雙語教育績效指標，以取得質與量的平衡。

周中天教授接著進入第四個講題“雙語政策的理想與現實:切勿兩頭落空”。周教授首先指出，語言是人類重要的認知和表達工具，而語言政策對於國家發展和文化永續至關重要。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出了「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旨在於2030年成為「雙語國家」，其主要目標為「厚植國人英語力」和「提升國家競爭力」。該藍圖包含多項願景和目標。政府希望透過這些措施，強化國人英語能力，打造友善雙語環境，並在各個領域提升雙語能力。然而，政策是否可行以及對國家發展的影響仍需進一步檢視。

周教授接著針對烏托邦式雙語社會的假設提出質疑。雖然理想中所有人都能純熟自然地使用兩種語文，但實際上這樣的社會並不存在。首先，如果社會已有一種效果良好的共同語言，就不需要另外一種地位相等的併行語言。其次，絕大部分人只能在自己的母語上表達複雜概念，難以完全掌握兩種以上語言。雖然有少數人具備多語能力，但普遍來說，完美的雙語社會是不存在的。

周教授接著探討「雙語國家」可能的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主流族群語言作為官方語言而自然形成的雙語社會，例如瑞士和加拿大。這些國家通常有多種語言通行，並在語言教育中讓人民學習至少兩種語言，包括主要族群的母語和政府施政使用的官方語言。雙語教育在此類社會中有多種好處，包括促進教育平等、提高認知能力、增加工作和教育機會等。另一種形式是外來族群的語言作為官方語言的雙語社會，例如新加坡。這些國家將外來族群的語言設為法定語言，但將英文定為唯一的官方語言，所有政府施政法令以英文為準。這樣的語言政策可能帶來政治和經濟效果，但也可能導致人民無法用自己的母語進行深層思考和文化語言價值無法提升的問題。

周教授進一步指出，儘管多語言和多元文化是世界趨勢，但在許多國家，於政經、教育、科技和其他活動上，英語仍然是主要的語言。曾有一些知識分子主張用外語取代本國語言以追求現代化，這種將外語視為「上國」語言的心態，只是表現出民族自信心的喪失和文化殖民的屈辱心態。然而，現今仍有些政府官員持續將英語視為唯一的國際交流對象，排除其他非英語系國家。

周教授接著列舉了雙語政策中三個他認為過於冒進的教育政策：首先是在幼兒階段就開始學習英語，其次是將英語融入各科教學，再次是大量引進外籍教師以”改善”英語教學。目前雙語政策中只關注了英語，對於其他語言缺乏明確規劃。周教授雖支持提高國民英語能力和國家競爭力等目標，但他認為在規劃相關教育政策時，應更為謹慎，避免過猶不及。

周教授接著列舉了目前英語教學所面臨的三大困境，包括：英語教學時數不足，無法達到課綱要求的綜合運用能力；英語師資缺乏聘用，優秀青年教師難以進入學校；英文檢定考試領導教學帶來不良後果，增加學生考試壓力，不符合教改理想。周教授呼籲，語言政策應考量現實，從以建構一個健康的多語文社會。周教授最後條列出三點結論：1. 尊重各語言地位平等，重視推動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語言；2. 現有英語教學政策應解決時數不足、師資短缺、檢定領導教學等問題；3. 回歸課程綱要，尊重各學科教師專業，避免英語強加於其他學科。周教授最後呼籲決策者重視這些問題，並確保「雙語教育」能為本國語文、英語和專業學科帶來適當之保障與均衡之發展空間。

張心瑜教授接著進入第五個講題“教育、語言、與象徵控制：2030雙語政策的全英語授課論述”。張教授將透過其博士研究和雙語教學之相關文獻，探討「全」英語授課趨勢對課程和教學的影響。討論英語授課的定義和爭議後，張教授提出幾個核心問題：高等教育的英語授課政策是否必須全面使用英語？英語授課的教學目的和對象是什麼？八年後政策結束時，英語授課將產生怎樣的雙語者？

進入其教學現場觀察與研究前，張教授首先針對前段所述問題，總括性地提出六點針對「雙語國家」政策之建議：一、移除「全英語授課」中的「全」；二、政策所列的追求績效百分比和數字需提供研究根據並考慮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三、英語授課必須在確保不犧牲學科教育的前提下進行；四、重視其他語言和媒介在教學和知識建構上的重要性；五、學生英語能力的提升歸功於英語教育，而非英語授課教師的責任；六、如果英語授課是雙語政策的重要策略，政策的制定和修正需考慮英語科之外的其他語言學者和專家的意見。

張教授接著以其博士研究為例，展示EMI在實際場域中的樣貌。張教授的研究場域位於一所排名中上的臺灣大學，該大學多年來推動全英語授課政策，鼓勵教師開設英語授課課程。研究參與者包括大學教師、本地生、外籍生以及參與制定或執行政策的行政人員。研究方法包括政策和課程檔案分析、課室觀察、一般訪談和焦點訪談。張教授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此政策的推動下，大部分教師在課堂上90%以上的時間使用英語。然而，教師們普遍認為全英語授課下能教授的學科內容較少，學生對英語的理解和吸收能力較差，因此教師需要進行更多解釋，導致授課速度較慢。由於學生英語能力有限，全英語授課常常伴隨著學科內容的簡化。

張教授的研究呈現了全英語授課政策在大學教學場景中的影響和教師對此的反應。教師配合度較高，政策在控制授課語言上效果明顯，但其同時也引發了教師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的調整。在英語授課的過程中，教師面臨了許多挑戰和抉擇，而全英語授課是否確實能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以及提升英語能力是否代表教育的成功也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張教授接著提及可用於理解全英語授課政策和教學的兩大理論：語言學家Bernard Spolsky的語言政策框架，以及教育社會學家Basil Bernstein關於符碼、教育機制和象徵控制的理論。於張教授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控制語言即控制教學，進而規範教學者和學習者對教育的想像。

張教授接著針對演講開始時提出的核心問題進行進一步地討論。她指出「全英語授課」的理念可能有過度強調英語的傾向，忽略了多語使用的協同效益。此外，張教授指出，英語授課主要以學科為教學本位，不同於一般的英語教學，過度強調英語會忽略學科專業的建立。最後，張教授試想並評估了英語授課政策可能讓下一代成為什麼樣的雙語者。她認為過度追求「全英語授課」可能導致學生英語能力膚淺、學科能力不足。語言政策應更多元、民主，並尊重多語使用的社會本質。

張教授最後總結，雙語政策應以英語活化現有的語言生態、文化和知識體系，而非取代其他語言。然而，若雙語政策只重視提升英語能力而忽視其他語言的發展，將導致資源相互爭奪和不公平現象。她建議要以「英語友善的多語大學」為目標，重新思考高等教育中的多語教學模式，讓不同語言在教學現場都能得到充分重視和發展。

進入綜合座談與問答後，五位與談人各以其專業領域角度剖析並回答現場及線上與會者提出之疑問及評論。座談期間討論熱烈，受影響之教學現場工作者以及孩童家長們接連不絕地提出自身對「雙語國家」政策之深切擔憂。座談尾聲，廖院長總結，此次論壇籌辦目的主要為以全觀的角度審視「雙語國家」政策的起點和執行過程，以及其中存在之謬誤和問題，並警示可能導致之國家安全和本土文化的危機。此次論壇五個講題相互呼應，形成對該政策的全面回應和批評。廖院長呼籲主事者中止此政策並回歸更有效的英語教學模式，以確保臺灣語言、文化和教育的適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