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對話系列二】「後殖民女性主義與國際關係中的華人性Postcolonial Feminism and Post-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兩本專書討論會

2021年12月10日，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石之瑜教授主講，主題為「後殖民女性主義與國際關係中的華人性：從兩本新書Ero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feminization and the Claiming of Postcolonial Chineseness和Post-Chineseness: Cultur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談起」，由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主持，並邀請到呂秀蓮副總統、林正義研究員、林碧炤秘書長、黃宗儀教授、廖咸浩院長一同與談。

作者石教授在活動一開始表示，兩本新書主要的目標是，能夠透過探討性別與族群，回溯先人們處理社會與政治上的價值與制度時所產生的情感。以往的人們是以群體來認識自己，但當歐美國家以民主人權或國家制度等現代國家體系來框住這些人們時，便顛覆了以往的群體認同。石教授希冀能夠在這個大脈絡之下，尋找後殖民國家的知識傳統，並探究各地的知識重建是如何與華人互動。

黃宗儀教授指出，石教授的後中國研究著重於重新認識中國，把非中國放進中國，以關係性的角色來理解中國人如何看待自身與世界，所謂的華人性（Chineseness）不一定是西方式的身分認同，中國人可以是一個人的多重角色，可以進入或是退出，須要在互動的情境中詮釋這樣的角色，任何人都可以進入這個角色。中國人這個角色可以從不同的情境中被想像，可以被觀看，而不同的位置會讓同一個人在同一個目的上有不同的行動。因此，可以根據內部、外部、介於其間（in-between），以及目的性、價值問題、真假問題、策略問題，建立一個中國人的類型學：內部位置是把中國看成根源、底層、大我，是文化的中國；介於其間之位置是把中國視為自己具備的知識，是漢學的中國；外部位置是將中國視為一個可以學習理解的異質物，是文明的中國。 關於人們具體日常生活中，到底如何實踐Chineseness生活呢？以香港人為例，在與外國人互動時，他們是具有異國風情的局內人，而與中國內地互動時，卻是對中國感興趣的局外人。

林碧炤秘書長則分享，石教授的書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區分，將一戰前歸類為Chinese，一戰後歸類為Post-Chinese，並以文化研究做為國際關係的探討重點。林秘書長指出，國際關係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始於義大利文藝復興時，當時文化的定義是，要培養並引導人文學者知曉自己與他者之間的差別在哪裡，知道不同文化與價值的差別。這就是為什麼會有不同文化之間的區分，國與國之間的差異也就顯現出來。接著，秘書長舉了許多東西方理解Chineseness之差異的例子，並總結到，從文化研究出發，可以有更多的討論與爭辯，並帶給大家對於主權與國際關係有新的認識。

林正義教授則專注於石教授書中有提到的1943年蔣夫人在美國國會之演講。他認為，從蔣介石對於蔣夫人的提要裡，我們能看到蔣介石如何提點蔣夫人，不能夠讓美國國會議員有被訓斥的感覺，也不能夠展現中國有強烈請求的意涵，另外也要感謝美國，並提到兩國對人道價值的重視。林教授認為，整個日記顯示的比較像蔣介石是夫人背後的真正影響。然而，國外對於中國的了解，其實都是從蔣夫人身上得到的。

呂副總統則是提到，自己對於女性主義的看法與石教授的不同，她建議用性別主義來取代，因為石教授的女性主義是屬於陰柔的，然而，女性不一定是柔順服從的。以宋美齡夫人來說，她展現的是優雅，並讓滿足美國的驕傲，但宋美齡真的有符合女性主義的價值嗎？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此外，呂副總統想要提醒，女性統治的時代已經來臨，雖然目前很多女性領導人執政的原因，是其家族的男性成員。她希望未來的世代能再討論，女性參政到底需要俱備怎樣的責任感，需要哪些價值，權力該如何分配給男性、女性、第三性，權力如何該陰性化。

廖咸浩院長首先指出，石教授兩本書都是以柔性的、後華性的角度討論華人性到底是什麼，並提到自己在2000年關於後中國、後台灣文學等議題的論文中，提出台灣並非能夠被簡單理解，必須先從去本質化的角度，才有可能抓到中國以及台灣的多元性。廖院長另外提出了現代性的問題，對於第三世界來說，華人性越多，現代性就越少，因此亟需擺脫中國，但若對中國有更多理解，或許會發現到，所謂現代性可能不見得就是善。所以，或許要尋找後中國的靈感，反而要回溯到前現代時期的中國，因為當時的國家概念，與現在的剛性國家觀念是相當不同的。

石教授最後總結，如果要超越陽性剛強的霸權，或許可以透過生活當中的互助（solidarity）（是人與人之間的，而不是國族之間的），以及繁衍（reproductive），來反思國族的建立以及國際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