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講座系列】第二十七場 The Dead End of Bilingualism 雙語政策的死胡同

Alain Brossat本次演講主要探討台灣當局以中文與英文為主的雙語政策，並針對目前由上而下的施行模式提出諸多質疑。他首先透過在論調上與官方政策靠攏的《自由時報》，以及對此抱持質疑態度的《台北時報》（Taipei Times）所刊登的文章作為開場，藉此凸顯出此議題在實務面之下盤根錯節的諸多面向。

首先，對於《自由時報》以及推行雙語政策的當權方而言，「雙語」所意味的，乃群體式英語能力之落實，官方期望透過此作法，複製香港、新加坡等英語滲透率高之區域所提供的英語友善環境，在經濟、商業實務與國際事務因應等情境中獲得實質的功能性效用。此外，在這一系列的政策當中，我們也可觀察到，藉由將英語提升至「官方語言」以達成「去中國化」的政治效果，其動機及效用與保存客家話、台語及原住民語言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簡言之，此雙語立場所傳達的訊息是：為促進台灣作為海洋國家的發展，且為確保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實體，我們必須透過各種政策的上行下效，將英語植入、嵌接至台灣社會。

相對於此，《台北時報》在其社論中提出與官方立場相左的意見。該社論表示，「雙語」無法透過政策施行達到立竿見影的成果，而是必須由長期的日常生活性實踐自然成形；再者，「官方語言」也必須奠基於「有大量人口在日常情境中自然地使用該語言」的事實上方可成立，目前的雙語政策正好反其道而行，先以政策確立英語之重要性，再企圖擴大英語能力者之人口，與台灣當地的語言使用現況相悖離。Brossat認同《台北時報》的論述角度，並點出此種經濟與政治掛帥且機能至上的政策取向有兩大可議之處：第一，思考「雙語」之際，忽視「英語並非在地人口普遍、自然使用的語言」此一事實，單純地將「雙語」化約為具備英語能力者之多寡，並不合宜；第二，以惟重商務、經濟、市場發展與政治的角度思考「雙語」，不盡妥當。

Brossat進一步就《台北時報》旁敲側擊但欲言又止的雙語「政治」向度深入探討，點出將英語提升至官方語言的效益，不僅單純涉及經濟競爭力或實用向度，更有助於鞏固台灣當局將自身命運與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強權緊密結合的態勢，具有將台灣框設為西方從屬的作用。因此，Brossat認為，即便英語目前作為世界通用語言，使不同國家與文化之間溝通更加便利，我們也不能忘記英語在殖民脈絡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對於在地文化與語言所發揮的蠻橫、箝制性作用，必須時時留意英語霸權背後的政治向度。這也是為什麼Brossat認為目前的雙語政策走向不外乎是一場充斥著政治與意識形態幻想的燈光秀，並再次同意《台北時報》的立場，認為將相關經費投入偏鄉地區學校充實基礎設施與設備，是更切實際的作法。

接著，Brossat指出，即便是標榜「雙語」（甚或多語）的人士，這些人使用各語言的實際情境及自在程度，依然有所不同。再者，不同語言所孕育出的思考模式或既定概念必然有所差異，甚或無法直接應對，導致雙語人士往往仰賴將單一語言原生的思辯結構或特有概念，以音譯、近義置換、義譯等不同牽涉「詮釋」向度的翻譯手段，轉換為第二語言中近似（但不盡然完全對應）的概念或敘述，有如透過語言「義肢」進行溝通。此類由單一語言文化系統「旅渡」至其他系統的過程，勢必無法脫離詮釋的作用，勢必涉及概念在不同系統中的解碼與再編碼，也勢必凸顯出話者面對不同文化系統所感受到的挑戰、所面臨到的挫敗，以及所進行的抵抗。

最後，Brossat引借Deleuze的論點，針對具強制力、規範力、劃界力與征服力的「主要語言」（Major Language），與能夠脫逸於語言文化宰制作用之外的「旁次語言」（Minor Language）進行定義與區別，並倡議在面對主要語言之純機能性作用之際，當採取「旁次化」實驗創新態勢來因應。由此，Brossat進一步說明，在文化向度錯綜複雜的影響之下，「雙語」所意味的，不應當是絕對對等的兩個語言，而是話語主體如何在不同的語言文化系統之間，透過不斷的翻譯、詮釋過程，持續維繫「產生」的作用，持續與此過程當中無法完全對等化的語言文化他者展開對談。從這個角度思考，我們不得不正視語言之間的差別、異議與不和，也必須以更細緻的作法，來處理「雙語」此一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