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講座系列】第二十四場 Klaus Mühlhahn: 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Klaus Mühlhahnn在其新著Making China Modern: From the Great Qing to Xi Jinping，以修正主義式的觀點，脫離既往主流的「中美」二元對立模型，從近現代整體世界局勢的格局出發，深入剖析中國近代史以及未來走向。
Mühlhahn希望在本書中以更全面、更具理論基礎的形式，以中國自身及其在近代史上的成就與挫敗為軸心，提出一套全新的歷史論述。為達到此目的，Mühlhahn撰寫本書時企圖實踐以下三大原則：
(1) 如同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言，新的歷史必須能將現在與過去連結，而在中國的演進歷程當中，歷史向度所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對於我們理解中國今昔所面對的挑戰以及促使其採取行動的諸多因素，將能發揮顯著功效。
(2) 這套新的歷史論述不僅止於描述、記錄、敘說，更應透過分析、思辨，進一步闡釋與說明各因素之間的關連性、因果性，以及其發展背後的驅力。
(3) 為構築此論述，有必要跨越領域疆界，除了著重歷史，更需放眼人口統計學、經濟學、人文地理學、社會科學、文化人類學、氣象學等多種領域的研究方法，融入其研究成果，以有效辨識各項肇因、驅力、結構與結果。
為使分析脈絡清晰易懂，本書內容著重於中國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的諸多「制度」與治理方式，藉以探討中國1644年以降的歷史發展。主要探討核心如下：
(1) 政府制度。此為制度的最高階層，其功能包含整頓、定義，並且規範經濟系統、教育體制及軍警組織。但除了政府，尚有其他能發揮同等作用的政治勢力（例如軍閥、反叛分子、征服者、氏族、地方組織等），影響、型塑著各項制度，而本書也將這些政治勢力通盤納入考量。
(2) 關鍵經濟制度的出現與演進。此處的基本假設是掌權者及其代行者皆希望在既有限制（例如運輸成本、公家機構的機會主義式行徑，或者對於在地菁英／人民的依賴性）的可能範圍內，將利潤最大化，並且以此為目標，依循政府制度系統與整體社會資源分配，來訂定相關制度。
(3) 國家主權與國土安全相關制度。中國歷來面對環伺勢力的侵擾，史不絕書，但另一方面，中國也透過這些邊境互動，進行大量的技術、制度與文化交流，而此面對外在勢力所進行的攻防與交流，以及由此二向度所構成的張力，持續型塑著中國管理中央與邊境地域組織的相關制度。
(4) 管理自然資源之使用的相關制度。相對於過往人類「聽天由命」的剖析方法，本書遵循近代學者作法，轉向關注人類為自然環境帶來的影響，而這對於探討中國在過去以及二十世紀以降的相關制度，亦有相當助益。
(5) 知識歷史對於制度歷史之理解的重要性。社會中的制度與結構必須奠立在文化符號與社會意義共同構築的基礎上，方得以維繫，而在進行制度的分析時，符號的文化向度與社會及經濟架構同等重要。爰此，本書將主要探討中國社會中影響著人與制度的諸多價值與符號。
Mühlhahn在本書透過這些探討，所導出的理解為：近代史上的中國並非單純被動接受外在影響或介入，而是透過一系列由既有傳統及經驗構築的獨特制度，來主動因應內部與外部挑戰，而其命運係由其內部譜寫。
在此理解的基礎上，Mühlhahn進一步提出多項關鍵看法。首先，他認為中國在清朝前期所建立的盛世，於十九世紀的世界局勢變遷中，受到來自西方的國族主義、新軍事科技以及全球氣候變遷影響，再加上 (1) 歐洲陶瓷生產技術革新，使中國出口重挫、(2) 中國境內生態環境惡化、(3) 西方帝國主義擴張，進一步衝擊中國經濟、(4) 通商口埠開放，引入外來資本、技術、知識與制度，以及 (5) 滿清當局未能透過改革政治制度改善經濟衰退、區域發展失衡、鄉村貧困與社會不寧等多重因素的綜合發酵，導致國勢嚴重衰退。在此頹勢當中，中國滿清皇室、官僚、學術、商業以及地主等體系的菁英階級所關注的，依然以維繫既存利益與權勢為重，任何有效的制度變革遂難以實現。
其次，Mühlhahn認為，中國由此頹勢再次邁向富強的顛簸歷史，呈現以下特徵。第一，這段歷史的演進，係由讓中國重返世界中心地位的長遠政治野心所驅動，影響力凌駕於國內政治派系分裂之上。其二，菁英階層選擇性採納不同的西方模式，並且在制度面反覆的破壞、修正與創新，打造出現有的獨特制度混合體，而中國內部矛盾在在反映近代乃至當代歷史中頻頻出現的政策改變與內部的不穩定性。其三，中國歷史悠久的既存制度向來以英才治理與教育為重，提供豐富的組織治理經驗，而此傳統在近代史中更成為中國再起的沃壤。其四，中國在歷史上持續展現出驚人的存續能力，即便逾百年間逢戰皆敗，仍能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保持一定程度的能動性，結盟策略亦相當高明。
但是，中國現今所面臨的最大且尚未解決的難題，依舊是制度革新。觀諸近代變遷，中國揀選國際上各種制度模式中可用的部分，加以拼湊組合，依序嘗試施行了多種不同治理體系，但這些政治體制都具備一項共同特徵：將權力集中於少數菁英（例如軍官或政黨領導人），未能將權力下放，使政治無從多元發展。另一方面，經濟制度面則展現高度包容性，帶動了經濟的現代化，並且不再與以政治制度為核心的政治發展緊密結合。至於中國是否能在不推動政治革新的狀態下持續維繫經濟成長，則尚待觀察。
最後，Mühlhahn指出，二十世紀以降所出現的中國政權皆於戰事中成立，往往缺乏統治正當性，致使政治制度極度不穩定。透過經濟成長等面向來強化統治正當性的做法，固然有一定的效用，但並非萬靈丹，畢竟經濟景氣循環係根據全球局勢脈動而起伏，無法由任何中國掌權者控制，更有可能在經濟低迷時撼動統治正當性。意識形態以及國族主義儼然成為近代中國政府當局鞏固政權的工具，而十九世紀的百年恥辱更成為其穩定內部局勢、凝聚國族情緒的利器。
1978年中國採取經濟開放路線後，在國際舞台上的重要性迅速躍升，然而頻繁戰爭及國境威脅所留下的創傷，使中國整體社會邁向軍事化，國家內外亦呈現出相當的脆弱性。國族主義及民族再興一方面成為凝聚政權與社會的關鍵，另一方面也使得不信任感與猜忌持續瀰漫於中國社會。當前，習近平以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看似完全掌控局勢，並且穩健落實「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然而中國在此路線之下，於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顯得廣而不深，未能結交實質盟友。習近平領導下的強人政治體系，所反映的是體制面的脆弱，而在二十一世紀世界局勢中，中國再起或許並非最核心要素，反倒是中國針對其自身諸多未解的問題與焦慮所做出的因應措施，更有可能左右全球未來的走向。但是無論如何，歷史記錄告訴我們一項簡單的事實：放棄與中國應對，絕非良策，我們應當努力的方向，是找到更好的應對策略，協助中國建立並鞏固一套更具包容性、更公正、更開放、更透明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