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論壇系列二】以病毒之眼：後新冠時期再審「人類世」 4. 藝術如何負人類世？

2020年7月6日下午，本院舉辦【高峰論壇系列二：以病毒之眼：後新冠時期再審「人類世」】第四場，主題為「藝術如何負人類世？」，合辦單位為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主講人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黃建宏，主持人為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李紀舍教授。活動開始由本院院長廖咸浩特聘教授致詞，歡迎與會者前來聆聽講座，主持人李教授接著介紹主講者黃教授。

在本次論壇中，黃教授主要探討藝術在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的時代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並透過法國哲學家Bernard Stiegler「負人類世」（neganthropocene）的概念，說明當代藝術如何透過「負」的方式來應對、抵抗與平衡人類世所帶來氣候變遷、生態危機、資源過度開發、全球化發展等影響。黃教授指出，此類探討對於當代有著重要的迫切性，因就觀念論與認識論的面向而言，人類世已造成不同知識範疇間的鬆動、斷裂與重組，並引發許多關於地球、生態與科技的議題以及討論。因此，重整人類世下的知識圈是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發展和全球化的重要議題，而藝術在此脈絡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演講開始，黃教授指出人類世研究的問題，並說明近年來關於人類世的討論及關注的面向大多數僅只是揭露更多人類對生態圈造成的問題、溯源其成因、分析對其他面向的連帶影響，並最後做出道德呼籲，警告人類需要調整行為，以防地球生態圈崩解。黃教授表示，此類研究雖然對人類世的影響有精闢的解析，但並未針對其問題提供一個有效的應對方式與明確的策略。有鑑於此，黃教授企圖透過藝術提議一個新的人類世研究取徑，並援引熱力學的「熵」（entropy）、奧地利理論物理學家Erwin Schrödinger的「負熵」（negative entropy; negentropy），以及以負熵為基礎而衍生的「負人類世」（Neganthropocene）等概念，來重新審視人類世的相關議題。

黃教授說明，「（正）熵」值可以解釋為一種「混亂」的值，簡言之就是一個系統之內「失序」的程度，並闡述人類世的走向及發展其實就是人類文明將地球生態正熵極大化的過程，最後導向生態系全面崩解的方向前進。黃教授指出，「熵」不能被普遍理解為是負面的存在，並指出它是地球生態與人類文明共同進程的關鍵：有混亂、有失序，才能產生能量，造成改。簡言之，熵的存在是「改變」的必要條件。即便如此，面對熵帶給生態圈劇烈且不可逆的影響，黃教授進而引援Schrödinger「負熵」的概念來應對人類世熵值極大化的全球情境。在他的著作What Is Life? The Physical Aspect of the Living Cell裡，Schrödinger提出的負熵簡言之是一種系統透過秩序化、組織化達到熵減，進而延續系統穩定度的方式。

接著，黃教授說明當代藝術是如何配合人類世，進入這個劇烈加速度的軌道。黃教授舉出許多當代藝術的策劃與展演都預示著藝術已經進入了人類世的階段：1990年代「英國年輕藝術家」（Young British Artists, YBA）的展演將當代藝術直接地置入全球化的市場運轉機制，也就是工業發展與資本主義的運作；1999年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開啟「中國熱」的藝術風潮，發展出在西方美術史外的推動模式。諸如此類不斷推陳出新的展覽/展演形式，又或是針對此形勢而提出質疑與批判的展演類型，都已然成為加深人類世的因素。黃教授表示，當代藝術已然滲透、融入人類世下的生態系統的運作當中，透過全球單一化與單一性的多元文化的發展方式，加劇正熵值極大化的效應。

即便如此，黃教授表示，人類世不可以單獨化約為科技/技術問題（意即人類如何操作工具以及學習相關知識學科來達成其目的）或是後殖民問題等單一面向之議題，並引援法國哲學家Gilbert Simondon的個體論（individuation），也就是透過人與技術、物質會相互形塑彼此實存的觀點，來重新探討人類世作為一種綜合科技技術與後殖民面向的全面性生態問題——黃教授稱之為「殖性」問題。黃教授借用梁啟超「殖民」之原意，說明「殖」一詞意旨繁殖並開墾更多的可能性，是整體生態產生動力的主因之一，並闡述繁殖與擴張過程中所產生的支配關係具有多重性的特徵。簡言之，不同的殖性支配之間都存在著各種「生態」關聯。

接著，黃教授引援各類當代藝術展演為例，指出藝術如何透過當代科技、技術與展演形式來應對人類世的相關課題。其中包括Anselm Frank在世界文化宮推出「泛靈論」（Animism）的展覽計畫，並用「流動影像」這類不同於傳統影像如攝影、錄像、電影的與過往資本主義發展前、現代性來臨前的靈性文化做一連結，藉此將當代數位技術聯繫殖民歷史。黃教授進一步指出，台灣當代藝術在2012年Frank策劃台北雙年展並引進後殖民討論於展演後，關於後殖民、地方認同、本土化與主體化的課題也漸漸在台灣的當代藝術場景發酵，例子包括2016年「近未來的交陪：2017蕭壠國際當代藝術節」、2018年國美館台灣美術雙年展「野根莖」、大地藝術季如「森川里海溼地藝術季」、「漂鳥197：縱谷大地藝術季」和「南方以南－南迴藝術計畫」，以及宮廟文化與部落文化相關藝術「本土認同」運動。而其他受泛靈論與後殖民討論的國際展演如Okwui Enwezor與Bruno Latour於二十一世紀初所貢獻的展覽工作也持續關注當代藝術創作與展覽如何透過各種形式如文件化、薩滿化、生態化等，來影響今天當代藝術的觀看方式。但繼2012台北雙年展後持續至今雖有許多地方認同的展覽，卻未在「技術」或「科技」的面向裡，尋得回應人類世的方式。

有鑑於此，黃教授援引Stiegler的「藥控」（Pharmakon）與「器官學」（organology），用其闡明人類與技術（科技）之間的關係。「藥控」的基本邏輯就是弔詭與意義的懸置，其在希臘文與柏拉圖底下具有雙重卻又彼此矛盾的意涵，「既是解藥，亦是毒藥」；在Derrida的理論發展下被論證為書寫中不可決定性——書寫既是幫助記憶的工作，也是忘卻的工作；在Stiegler的脈絡下指稱人類與科技/技術的關係——科技/技術擁有「藥理」的雙重意涵，它是人類發展的解藥，也是毒藥，人類透過掌握科技技術直到極端，才能跳脫、解開被科技技術的掌握。藉此，黃教授進一步指出，雖然當代科技與技術的發展將造成資訊不均與並產生知識碎片化等相當「人類世」的後果，但藉由藥控的角度，當代科技與技術的發展（包括數位化技術、AI、自動化技術等）即便一方面會加劇失序的程度，另一方面同樣有機會出現與之抗衡的、產生動代平衡的力量（也就是負熵），進而讓科技與技術發展得以在生態圈中產生新陳代謝的作用。黃教授藉由Stiegler，思考藝術作為技術發展的藥理學式（pharmacological）的雙重面向，藉此重新界定藝術工作、科技技術與人類世的相互關係。

演講尾聲，黃教授總結他對歐美理論脈絡下人類世研究的看法，說明西方框架下的思維模式、理論工作與知識生產模式對人類世的理解主要在於分析資源耗竭、生態環境與氣候災難等問題，但在面對殖民與後殖民、技術與科技等課題時，並從未完全脫離如生命政治中關於「權力」的探討，也並未提供實質回應人類世的方式。黃教授藉由二十一世紀初期國際以及台灣當代藝術展覽模式的轉變，以及其受到的如泛靈論、主體化、本土化等議題之影響，闡述我們需要透過生態學式的角度以重新審視人類世的議題：雖然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劇烈加速度的發展為生態圈帶來了熵增效果，但當代藝術工作同樣作為一種科技與技術的發展產物，可以幫助整理、縫合各知識範疇如技術與科技、當代藝術以及其他人類世所造成的知識碎片之間的間隙，並藉此能帶來熵減效果。此種藥理學向度中對於「技術」本身的重新思考，即為當代藝術得以「負人類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