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講座系列】第四場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Dealing with Discontinuities

2019年11月5日下午，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舉辦【尖端講座系列】第四場，主題為「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Dealing with Discontinuities」，主講人為前巴黎國際哲學院導師Rada Iveković教授，主持人為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趙恬儀。活動一開始由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廖咸浩院長致詞，歡迎各位觀眾前來聆聽尖端講座，介紹高研院的研究方向，之後由主持人介紹Iveković教授。

Iveković教授首先講解翻譯的任務，翻譯工作指涉悅納異己與互惠，是一種想要了解對方、與對方建立連結、與他者混合的慾望，它企圖在異己中建構共通性。同時，翻譯也是一種超越國族框架限制的企圖。Iveković教授此次演講希冀能針對文化翻譯層面上來討論「翻譯」此一任務，特別是翻譯的政治與政治性翻譯這兩者。

在英語世界裡的文化翻譯，雖然被視為後殖民研究之下、或更廣泛的文化研究之下的次產品，不過，事實上，文化翻譯本身其實能讓我們受益更多。在法國，後殖民思維影響了翻譯學，使後者變成哲學與文學裡的新議題，牽涉到理論、歷史、政治上的現實與感受。翻譯工作因為全球化而再度被重視與解中心化。因此，我們所要探究的翻譯問題，並不在於其必要性或不可避免性（因為這已經是確定的），而在於翻譯的政治性。

Iveković教授隨後提出移居與翻譯的關聯。移居其實牽涉到政治關係的不連續性（discontinuities）與斷裂。這種不連續性其實遠比連續性來得更具前瞻性，因為後者事實上僅是「政治想像的欠缺」（a lack of political imagination）。連續性使得人們謹守傳統的政治配置與霸權。而Iveković教授認為，不連續性則能激進地挖掘出另一種可能的歷史與故事、偏離的歷史與故事、底層與當代的歷史與故事、甚至是「不必要的或無用的歷史與故事」。而讓這些無法理解的歷史與故事被聽見與了解，便是我們的「翻譯」工作。

連續性事實上是與個人利益有脫不了的關係，如果我們僅關注這些自我，勢必會無法理解共享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將自己暴露在不同的視角，並且找到一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性翻譯。

我們需注意，對不可聽見的、不可理解的、不可發言的他者進行翻譯，不會只有產生正向的影響，比如說相互理解、友誼、和平等等，還有可能產生新的裂痕與差異。這也是為何Iveković教授要強調翻譯政治的原因，翻譯從來就不是中立的，我們需要注意翻譯所含有的意圖。那麼，這個具有政治性的意圖到底從何而來呢？其中一個重要的源頭是譯者本身。譯者作為協調者與談判者，常常不自覺自身的立場，也常常被人所忽略。人們常常忘記，翻譯不僅僅只要考慮到原語言與目標語言之間的關係，同時還要將媒介與譯者納入考量。

事實上，從以上討論可知，翻譯本身其實與語言本身沒有什麼不同，因為關於翻譯這一行為的特色，皆和語言擁有的特色相同。於是，我們可以說，任何語言本身已是翻譯，翻譯並不後於語言，而是早就存於語言之內，甚至是先於語言的：當我們說話時，我們不也是將內心所想「翻譯」成語言、將內涵意義「翻譯」成外在可被理解的意義嗎？這個從思想翻譯成語言的過程，便是翻譯政治性的另一重要觀點，同時也是使他性（otherness）顯露的起點。藉由自曝於他性中，翻譯成了變形，也同時是種轉生。

Iveković教授接著切入當代大學與社會科學的危機，她認為，社會科學拒絕「翻譯」他者，拒絕「翻譯」不可能性，因而封閉了他性的可能。西方現代性長期以來忽略了其他可能的現代性，霸道地將他者視為「傳統」、「前現代」，並貶抑成落後，而將自身視為「現代」且進步的。這個二分法成為規範，使我們習於此種分類法所提供的連續性，認為此種連續性是最好的體制，並拒絕任何出自他者文化的概念，這便是所謂的認識論危機（epistemological crisis）。

現在的大學應當要對翻譯政治負起責任，因為大學的任務是從不連續性、社會與政治的創傷中找出並產製連續性。以往大學只有產製單一的故事與歷史，而且長期以來與社會共享脫節。這種大學的單一性持續地被大學內外的抵抗力量瓦解，因此，我們需要提倡新形態的大學，可以進行多層次的翻譯，持續建構、理解、分析不同群體，並且關注知識的傳授、傳播、移居、跨國性、形式等議題。同時，Iveković教授認為，知識份子也要注意傳統政治再現與教育體制（如民族主義教育與政治）如何讓位給新的政治（跨國主義式教育與知識配置）。

在總結中，Iveković教授表示，要懂得如何將一種政治配置翻譯成另一種政治配置，是需要相當多的學習與努力，但這是必要的。當然，我們無法「去翻譯」（untranslate）已被翻譯的，但我們能夠盡可能複雜化現有的配置，開創更多元與意外的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