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講座系列】第一場 何為歷史中國:從天下觀的觀察
2019年10月15日上午,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舉辦【尖端講座系列】第一場,主題為「何為歷史中國:從天下觀的觀察」,主講人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甘懷真,主持人為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廖咸浩。活動一開始由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廖咸浩院長致詞,歡迎各位觀眾前來聆聽尖端講座,介紹高研院的研究方向,之後簡短介紹甘懷真教授。
甘教授前言說到,歷史就是過去與現在的對話,既然現在已經改變了,那跟過去的對話也一定會改變。因此,他期望能從中國歷史當中思考中國再起。我們現在很多對於中國歷史的觀點,都是二十世紀時成形的,最需要思考的是,到底中國如何形成一個民族國家?二十世紀如何因為需要建構中國國族,而影響我們對中國史的思考?舉例來說,很多人認為,清末的中國相當悽慘,多次遭遇割地賠款,導致我們認為中國的領土在清末時有減少。但其實,中國的領土並沒有縮小,甚至我們可以說,中國是十九世紀以前傳統帝國當中,領土不減反增的國家:我們可以看到,清朝除了從明朝那繼承了中原領土,還得到了蒙古、新疆、西藏,成了兩元帝國的最高統治者。那麼,清末被割去的土地,到底算不算是中國的領土?從二十世紀的萬國公法來看,確實是這樣,因為中國根據此法宣告了清朝皇帝所統治的區域就是中國的領土,從而確認領土的範圍。
甘教授強調,清末的歷史當然是苦難的歷史,因為戰爭、人民流離失所。但是,它不只有苦難。我們總是想像1850年後的中國是被迫接受西方的制度、一昧地被打壓,但其實,中國也會主動接納西方制度來轉化自己,萬國公法的領土宣告就是其中一個案例。甘教授說到,近年歷史學家們想探究,中國如何藉由引進西方制度,解決中國自身的困境,並結合中國以前就有的資源,來創造新的制度。其中一個重要的制度就是「天下」。
民族國家的體制,並不是固有的。1830年左右,近代歐洲為了要爭取自己的state,要有正當性,所以才建立起民族的觀念,從而形塑國家。事實上,中國也是在1840年左右遭遇鴉片戰爭後,建立起民族國家觀。也就是說,中國其實和歐洲國家一樣,都趕上了第一波民族國家的建立。所以我們不該讓中國特異化,而是該把中國擺回世界史中,去研究中國如何回應西方,以及如何轉化西方。
歷史中國具有某一程度的民族國家體制,所以在遭遇西方民族國家觀時,可以很容易地轉化這個概念。甘教授認為,應該將中國式的民族國家理解為「天下觀」的民族國家。早期的天下觀學說,複製了西方帝國理論,比如說,西方帝國有宗主國、屬國、殖民地,那中國也有內郡縣、外四夷屬國。早期的天下秩序結構說,將中國與其屬國化成同心圓狀,以中國為中心。這個比擬其實是有問題的。中國與屬國的關係真的是西方帝國關係嗎?舉例來說,朝鮮和中國的關係,並不是西方國際法下的宗主國屬國關係,因為朝鮮是一個「自主之邦」,並不符合西方國際法。中國為了改變這危險且脆弱的屬國關係,在1885年派了袁世凱作為駐韓辦事大臣。事實上,此一舉動極不尋常,因為自古以來,只有屬國派遣使臣來朝貢,沒有中國去派駐屬國。
甘教授說明,很多歷史學家認為,中國是多元一體的,他們能感受到中國是有一個整體的,那這個一體為何呢?甘教授自己更為關心何種「基礎制度」造就了這個一體。傳統中國帝國事實上是「認異」(認同異質)。天下是諸國所建立的,天下有國,國之下還有家,每個人民都隸屬於這個體制,沒有所謂天下以外的人。民族國家之所以憂慮,就是因為有民族「外」的概念,但天下觀並沒有內外之分。也就是說,天下並沒有要建構人民的一體感,沒有要區分異己。這套體制跟民族國家不一樣,傳統中國並沒有「國」「民」。
天下觀是一套統合所有地區的制度。這套體制是在西周初期所成立的,中國這字其實就是指周王在天下的中心成立一個統治天下的政權。天下一體,從天往下看,都是民,而天子是受天命治天下。因此天下不是指全世界,而是有一個確切的領域,一個一體的領域。
最後,甘教授以一則問題做為總結,邀請觀眾與教授共同思考:從天下觀到國家的轉變,是否可以挪到現在的中國,讓中國得以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