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講座系列】第一場 何為歷史中國：從天下觀的觀察

2019年10月15日上午，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舉辦【尖端講座系列】第一場，主題為「何為歷史中國：從天下觀的觀察」，主講人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甘懷真，主持人為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廖咸浩。活動一開始由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廖咸浩院長致詞，歡迎各位觀眾前來聆聽尖端講座，介紹高研院的研究方向，之後簡短介紹甘懷真教授。

甘教授前言說到，歷史就是過去與現在的對話，既然現在已經改變了，那跟過去的對話也一定會改變。因此，他期望能從中國歷史當中思考中國再起。我們現在很多對於中國歷史的觀點，都是二十世紀時成形的，最需要思考的是，到底中國如何形成一個民族國家？二十世紀如何因為需要建構中國國族，而影響我們對中國史的思考？舉例來說，很多人認為，清末的中國相當悽慘，多次遭遇割地賠款，導致我們認為中國的領土在清末時有減少。但其實，中國的領土並沒有縮小，甚至我們可以說，中國是十九世紀以前傳統帝國當中，領土不減反增的國家：我們可以看到，清朝除了從明朝那繼承了中原領土，還得到了蒙古、新疆、西藏，成了兩元帝國的最高統治者。那麼，清末被割去的土地，到底算不算是中國的領土？從二十世紀的萬國公法來看，確實是這樣，因為中國根據此法宣告了清朝皇帝所統治的區域就是中國的領土，從而確認領土的範圍。

甘教授強調，清末的歷史當然是苦難的歷史，因為戰爭、人民流離失所。但是，它不只有苦難。我們總是想像1850年後的中國是被迫接受西方的制度、一昧地被打壓，但其實，中國也會主動接納西方制度來轉化自己，萬國公法的領土宣告就是其中一個案例。甘教授說到，近年歷史學家們想探究，中國如何藉由引進西方制度，解決中國自身的困境，並結合中國以前就有的資源，來創造新的制度。其中一個重要的制度就是「天下」。

民族國家的體制，並不是固有的。1830年左右，近代歐洲為了要爭取自己的state，要有正當性，所以才建立起民族的觀念，從而形塑國家。事實上，中國也是在1840年左右遭遇鴉片戰爭後，建立起民族國家觀。也就是說，中國其實和歐洲國家一樣，都趕上了第一波民族國家的建立。所以我們不該讓中國特異化，而是該把中國擺回世界史中，去研究中國如何回應西方，以及如何轉化西方。

歷史中國具有某一程度的民族國家體制，所以在遭遇西方民族國家觀時，可以很容易地轉化這個概念。甘教授認為，應該將中國式的民族國家理解為「天下觀」的民族國家。早期的天下觀學說，複製了西方帝國理論，比如說，西方帝國有宗主國、屬國、殖民地，那中國也有內郡縣、外四夷屬國。早期的天下秩序結構說，將中國與其屬國化成同心圓狀，以中國為中心。這個比擬其實是有問題的。中國與屬國的關係真的是西方帝國關係嗎？舉例來說，朝鮮和中國的關係，並不是西方國際法下的宗主國屬國關係，因為朝鮮是一個「自主之邦」，並不符合西方國際法。中國為了改變這危險且脆弱的屬國關係，在1885年派了袁世凱作為駐韓辦事大臣。事實上，此一舉動極不尋常，因為自古以來，只有屬國派遣使臣來朝貢，沒有中國去派駐屬國。

甘教授說明，很多歷史學家認為，中國是多元一體的，他們能感受到中國是有一個整體的，那這個一體為何呢？甘教授自己更為關心何種「基礎制度」造就了這個一體。傳統中國帝國事實上是「認異」（認同異質）。天下是諸國所建立的，天下有國，國之下還有家，每個人民都隸屬於這個體制，沒有所謂天下以外的人。民族國家之所以憂慮，就是因為有民族「外」的概念，但天下觀並沒有內外之分。也就是說，天下並沒有要建構人民的一體感，沒有要區分異己。這套體制跟民族國家不一樣，傳統中國並沒有「國」「民」。

天下觀是一套統合所有地區的制度。這套體制是在西周初期所成立的，中國這字其實就是指周王在天下的中心成立一個統治天下的政權。天下一體，從天往下看，都是民，而天子是受天命治天下。因此天下不是指全世界，而是有一個確切的領域，一個一體的領域。

最後，甘教授以一則問題做為總結，邀請觀眾與教授共同思考：從天下觀到國家的轉變，是否可以挪到現在的中國，讓中國得以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