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觀點】《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的方法論立場及其創見 ──代序

黃俊傑

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講座教授兼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教育部國家講座、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一、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的李俊男經理告訴我，徐復觀先生的巨著《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即將重新排版發行，我非常高興。但是，李經理希望我為這部書的新版寫一篇序文，我深感惶恐。近半世紀前向徐先生請示學問的往事浮現心頭，歷歷在目。幾十年來，徐先生的諸多巨著給我深刻的啟示，至今感念在心。我就以這一篇讀書報告，權充本書的代序。

二、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這部書完成於1962年，徐先生剛到東海大學任教不久，時年58歲。這部書析論古代中國思想家的人性論，全書共十四章及三篇附錄，勝義紛披，確屬巨構。這部書中的論述展現鮮明的方法論立場，尤其是以下這兩點：

第一，本書析論古代中國思想中的人性論，特重「發展」的觀點。徐先生在本書再版序中說：[1]

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說是有關的重要抽象名詞的研究。但過去研究思想史的人，常常忽略了同一抽象名詞的內涵，不僅隨時代之演變而演變；即使在同一時代中，也因個人思想的不同而其內涵亦隨之不同。本書在方法上，很小心的導入了「發展」的觀點，從動靜的方面去探索此類抽象名詞內涵在歷史中演變之跡；及在演變中的相關條件；由此而給與了「史」的明確意義。

這一段話是徐先生畢生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立場。徐先生認為，思想或概念都處於歷史脈絡或語境之中，恆處於演變的過程，所以本書第一章就批判清儒及傅斯年（1896-1950）等人將思想史問題等同訓詁學或語言學問題的研究方法。徐先生在《中國藝術精神》一書的〈自序〉中，有一段夫子自道之言，他說：[2]

年來我所作的這類思想史的工作，所以容易從混亂中脫出，以清理出比較清楚地條理，主要是得力於「動地觀點」、「發展地觀點」的應用。以動地觀點代替靜地觀點，這是今後治思想史的人所必須努力的方法。

徐先生所強調的「動地觀點」、「發展地觀點」，是一種「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的研究方法，將所研究的思想或概念，都「脈絡化」於歷史情境之中，也「脈絡化」於思想或概念所從出的經典的「全體」與「部分」的詮釋的循環之中。徐先生在《中國思想史論集》中又說：[3]

我們所讀的古人的書，積字成句，應由各字以通一句之義；積句成章，應由各句以通一章之義；積章成書，應由各章以通一書之義。這是由局部以積累到全體的工作。在這步工作中，用得上清人的所謂訓詁考據之學。但我們應知道，不通過局部，固然不能了解全體；但這種了解，只是起碼的了解。要作進一步的了解，更須反轉來，由全體來確定局部的意義；即是由一句而確定一字之義，由一章而確定一句之義，由一書而確定一章之義；由一家的思想而確定一書之義。這是由全體以衡定局部的工作。即是趙岐所謂「深求其意以解其文」（《孟子題辭》）的工作；此係工作的第二步。此便非清人訓詁考據之學所能概括得了的工作。

徐先生啟示我們：只有掌握了思想與概念在諸多層次的脈絡中的循環與發展，我們才能進入古代思想家的心魂，才能做到如孟子（371？-289？BCE）所說的「以意逆志」，才能做到如莊子（399-295 BCE）所說的「得魚忘筌」，「得意忘言」[4]。 我過去在《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復觀及其思想》（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年）一書中，所說的徐先生思想史方法論中的「整體論的方法」與「比較的觀點」，其實都可以在他自己所說的「發展的」（evolving）方法論立場中獲得勝解。

      第二，徐先生研究中國思想史特別強調「追體驗」的方法，他在本書再版序中說：[5]

中國的先哲們，則常把他們所體認到的，當作一種現成事實，用很簡單的語句，說了出來；並不曾用心組成一個理論系統。尤其是許多語句，是應機、隨緣，說了出來的；於是立體的完整生命體的內在關連，常被散在各處，以獨立姿態出現的語句形式所遮掩。假定我們不把這些散在的語句集合在一起，用比較、分析、「追體驗」的方法，以發現其內在關連，並順此內在關連加以構造；而僅執其中的只鱗片爪來下判斷，並以西方的推理格套來作準衡；這便是在立體的完整生命體中，任意截取其中一個橫斷面，而斷定此生命體只是如此，決不是如彼；其為鹵莽、滅裂，更何待論。

徐先生所強調的這種「追體驗」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著眼於中國思想的特質，他說：[6]

中國的思想家，係出自內外生活的體驗，因而具體性多於抽象性。但生活體驗經過了反省與提鍊而將其說出時，也常會澄汰其衝突矛盾的成分，而顯出一種合於邏輯的結構。這也可以說是「事實真理」與「理論真理」的一致點，接合點。

徐先生不僅在本書中常常「追體驗」古人的心志（例如對周初「憂患意識」的析論），他在所著《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對莊子藝術精神世界的探索，更可以被視為「追體驗」方法的具體落實。徐先生所謂「追體驗」的方法，近似20世紀英國歷史哲學家柯靈吾（R. G. Collingwood, 1889-1943）所謂的 “re-enactment”[7]， 都強調將古人古事在研究者的心中加以重演，使主客交融，古今如相會於一堂。在這種「追體驗」工夫的運用之下，徐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就不再是冷冰冰的「概念的遊戲」，而是有血有淚有生命的思想與人間的現實搏鬥的歷史。以上這兩點，是我們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這部書時，可以特別注意的徐先生的方法論立場。

三、

      這部書雖然只聚焦於古代中國思想中的人性論，但全書各章創見紛披，發人之所未見，其重要的原因在於徐先生治思想史但不廢考據工作，本書附錄三篇可以看出徐先生在古典文獻所下的工夫之深，使他的思想史研究取得了紮實的基礎。

      本書第二章論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第三章論春秋時代以「禮」為中心的人文世紀之來臨，第六章論孟子之以心善言性善，都是極具創新的見解，也得到後來許多學者的追隨與發揮。

為節省篇幅，我想只指出徐先生在這部書中最具卓識的一項創見，就是「憂患意識」的提出。徐先生說： [8]

周人革掉了殷人的命（政權），成為新的勝利者；但通過周初文獻所看出的，並不像一般民族戰勝後的趾高氣揚的氣象，而是《易傳》所說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地自覺的表現。

徐復觀先生指出，「憂患意識」是長期的歷史過程所形成，並不是少數政治領袖如周文王或周公憑空創造。徐先生將「憂患意識」置於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加以理解，將「人」當作活生生參與生產勞動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高人隱士。徐先生對「憂患意識」的析論，使我想起戰後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在1946年所發表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9] 演講中，所提出「存在先於本質」的馬克思主義式的命題。徐先生在這部書中常常有意無意之間透露他的人性論立場。徐先生的思想史學與儒學研究，乃至於他以「在悲劇時代所形成的一顆感憤之心」[10] 對20世紀現實政治的批判，都與他的人性論立場有不同程度的關係。

總之，徐先生這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既是一部考據與義理融而為一的思想史著作，又是一部寄寓他對中國文化的未來所懷抱希望的作品，正如徐先生在1966年詩云：「豈意微陽動寒谷，頓教寸木托岑樓」[11]， 這部書在1960年代海峽兩岸反中國文化的特定時代氛圍中，實有徐先生深刻的用心與祈響！

黃俊傑

敬撰於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2014年6月19日

參考文獻

本文係作者為徐復觀先生《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新版所撰之序文，新版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於2015年印行。

[1]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商務印書館，1969年再版），〈再版序〉，頁2-3。

[2]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年），〈自序〉，頁7。

[3] 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年），引文見頁113-114，頁116亦發揮上述看法。

[4] 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下冊，頁944。

[5]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再版序〉，頁3-4。

[6] 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頁2。

[7]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6), p. 228；另參見中譯本，R. G. Collingwood著，黃宣範譯：《歷史的理念》（臺北：國立編譯館，1991年），頁232。

[8]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頁20-21。

[9] Jean-Paul Sartre,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in Walter Kaufman ed.,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yevsky to Sartre (London: Meridi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pp. 17-55。

[10] 徐復觀：〈自序〉，《徐復觀文錄選粹》（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頁2。

[11] 徐復觀：〈悼念蕭一山、彭醇士兩先生〉，收入《徐復觀雜文‧憶往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頁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