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視野】李承貴：〈忠於中國思想格局──張東蓀對「以西釋中」的回應〉

【宏觀視野】

忠於中國思想格局——張東蓀對「以西釋中」的回應

李承貴

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張東蓀（1886-1973，浙江杭州人）時代的國人正沉醉於「以西釋中」的喜悅中，並沒出現帶有敵意和具有貶義的「以西釋中」這個詞，但張東蓀的獨特之處，就是他作為一名西學的崇尚者，能夠冷靜地思考當時用西方學說解釋中國傳統思想的浪潮，並能提出至今仍閃耀著智慧光芒且具積極意義的主張。本文即對其提出的對於「以西釋中」具有回應意義的認知、理解中國傳統思想的原則與方法展開討論，希望這種討論對當今糾結於「以西釋中」與「以中釋西」之間的學界有所覺悟。

一、「西學」不能隨意穿在「中學」身上

　　從張東蓀的學術傾向與思想旨趣看，他或可歸為西學主義者和科學主義者，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主張簡單地將西方哲學或思想移到中國哲學或思想身上，然後進行盲目的比較與評論。在張東蓀看來，理解中國傳統思想自然可用一切可用的學說、理論或方法作為座標或參照，但任何學說、理論與方法必須與中國傳統思想具有相契性。比如，中國語言文字當然可以與西方語言文字進行比較，但這種比較是有條件和限度的。張東蓀說：[1]

中國人研究中國文法自《馬氏文通》以來不可算不多。然而他們總是以外國文法來比擬附會，他們惟恐外國文法的格式為中國所無。總想用外國文法的結構來解釋中國文法，使中國文法亦穿了一套西服，我以為這種工作在中小學教授上是有用的。因為可使學生得一些普泛的文法概念，但在研究中國言語文字的特徵上卻是有害的，因為用了一個外國文法通例而硬把中國言語文字亦嵌入其中，必致埋沒中國言語文字的特徵。

就是說，西方文法當然有其價值與合理性，但若是因為崇拜西方文法而強行以其解釋中國文法，就會泯滅中國文法的特徵，並傷害到中國文法，因而張東蓀反對將西方文法簡單地用於研究中國言語文字。也就是說，用西方文法理解、研究中國言語文字的特徵存在不相應性。

　　由於西方思想相對中國思想而言，不僅有其特點，而且似乎代表著先進方向，所以有些人自然而然地認為西方思想作為解釋中國思想的參照系是不言而喻的。但張東蓀指出，即便西方思想這套服裝很潮、很美，質料也很好，但要是穿在身材不相稱的人身事上，不僅不會產生美感，甚至可能「醜態百出」，因此，西方思想雖然很有特點，甚至很進步，但這也不能成為隨意解釋中國傳統思想的優勢。他說：[2]

如果我們認為中國人在他的特有的思想歷程上以為無下定義的必要，則可說在中國思想上沒有定義便不算一件奇怪的事。並且亦不能因此便謂中國思想幼稚不如西方進步。因為定義本是西方邏輯上的事，與其全部邏輯原理以及思想格局相關，而不可單獨提了出來。關於此點我曾在他處詳細論過，現在不必重述。倘使承認此說，則孔子對於仁不下定義與不解釋仁之本質乃正是表示孔子代表中國思想的地方。

就是說，中國傳統思想雖然疏於對概念的定義，但這不能成為用西方思想解釋甚至改變中國思想的理由，因為不對概念下定義正是中國思想的特點和優點。張東蓀這裡所強調的是，即便是先進的思想學說，若要將其作為解釋另一種思想學說的參照，並不存在優先性與合法性，而且必須尊重被認知和解釋的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對孔子「仁」概念的理解，用定義的方式並不是最佳選項，因為這不符合中國思想的基型，中國思想的基型就是沒有定義。而這種主張也是張岱年先生所贊同的，他說：[3]

中國古代哲學有自己的特殊性，忽視中國哲學的特殊性，硬把西方哲學的模式套在中國哲人的頭上，是不對的。但是過分誇大了中國哲學的特殊性，以至抹煞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一般性，也是不對的。

這種主張的意義顯然不僅在於對解釋行為設計了規則，而且在於體現了對思想或學說生命的尊重。

二、「以中釋中」才能煥發「以西釋中」的青春

　　如上所言，理解中國傳統思想不能隨意應用西方學說，就是因為西方學說單方面解釋不僅不能窮盡中國傳統哲學之意蘊，而且可能誤讀中國傳統思想。那麼，有什麼補救的方法嗎？張東蓀的答案是肯定的。這個辦法就是回到中國傳統思想的格局中去，將「以西釋中」和「以中釋中」結合起來。張東蓀說：[4]

我們要瞭解孔子，要瞭解他說的仁，亦決不當以定義之方式去求之。如不明此理而強去替孔子下一個「仁」字的定義，這便是把中國思想的格局打破了。打破中國思想的基型在今天的中國本不是不應該的，因為西方文化已大量移入進來了。但其中卻有問題。就是我們今天超越了中國思想格局用以瞭解中國固有文化則可；若謂中國古代思想本來就是那樣大大不可。換言之，以我們今天的思想格式來對於古代思想而求有所瞭解，這乃是解釋工作。倘若以古代思想硬嵌入在我們的格式中，這便是削足適履。二者分別甚大。可惜現代學者很少能徹底明白這個道理。

就是說，認識與理解孔子的「仁」的思想，不能以定義的方式去進行，因為孔子沒有給「仁」定義，所以必須按照孔子說「仁」的方式去理解。但張東蓀也認識到西方思想或學說潮水般湧進之後，中國思想的基型必然是會被打破的，因此，張東蓀對以西方思想或學說解釋中國傳統思想的方式進行了分解：超越中國思想格局理解中國古代思想不是不可以，但不能認為中國古代思想就是如此，因為它完全是西方思想的模式了。而如果將古代思想強行嵌入新的理解格式中，這便是削足適履，就是對中國傳統思想產生錯誤的判斷。可見，張東蓀並不是一味反對西方思想成為認知、理解中國傳統哲學的座標，而是提示人們以西方思想認知、理解中國傳統思想可能遭遇的兩種需要注意的情形。

　　既然西方思想不能簡單地成為認知、理解是中國思想的參照，就算西方思想先進也必須考慮和尊重被理解的中國傳統思想。那麼，怎樣理解中國傳統思想呢？張東蓀認為應該回到中國思想自己的方式。回到中國傳統思想格局也意味著「以西釋中」的同時配以「以中釋中」，即通過「以中釋中」彌補「以西釋中」的不足。比如，對孟子性善論的理解，就必須對其提出的背景進行分析，這種背景包括相近學說與文化基礎。張東蓀說：[5]

孟子以前，大概已早有了性善論的根基。陳灃主張孔子所謂「性相近」就是暗含性善，其言未嘗無據。《中庸》上「繼之者善也」，亦何嘗不是在性上提出善來。可見儒家初期的性善論，顯然是與當時文化上有一個注重人格的轉機相呼應，即二者有相表裡的關係。

　　根據這樣的原則，如要理解孔子「仁」概念的涵義，同樣必須回到涉及孔子言論及思想的經典中去尋找。張東蓀說：[6]

所以倘使承認這個不同，則我們便在孔子對於仁不下定義一點上，更能瞭解孔子，更能瞭解他的仁是什麼。本來古書如嚴格考證起來，問題是太多。《論語》一書差不多以「仁」字為中心思想，但在他處（如《易經》及《禮記》等）則又不儘然。如果以為孔子的思想限於《論語》，這是很不妥的。所以我們必須把孔子在《論語》上所表示的思想與在其他處所表現的，以及在孔子以前的思想系統作一個通盤計算，以明其中的異同方可。所謂異同是從大同中見其小異，亦是由小異以窺大同。倘使專從其破綻處著眼，則必只見有割裂。漢儒因專事訓詁而把大義割裂了；近人因專事考證，亦同樣把義理的條貫抹煞了。

這裡張東蓀細述了回到孔子提出「仁」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內容與問題。就是說，回到傳統自身仍然是有許多文獻、語言、思想上的問題要解決，而正因為這樣，才不至於西學的解釋而使「仁」喪失其本有之義。張東蓀說：[7]

總而言之，中國思想是把宇宙、社會、道德等各方面會合在一起來講，而形成一個各部分互相緊密銜接的統系（closed system）。決不能單獨抽出其一點來講。倘不明此理，而以其中某某點拿來與西方思想比較其相同處，則必定有誤解。因為抽出來的便會失了其原義。

因而對「以西釋中」而言，卻找到了學術上的好夥伴，可以使自己避免常識性錯誤，而使積極意義得以充分發揮。近些年來，「以西釋中」學術實踐遭到了廣泛批評，甚至被某些學者當成中國傳統哲學、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遭受傷害的罪魁禍首，雖然這種問責與事實並不完全相符，但「以西釋中」的負面效果卻是客觀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強調「以中釋中」對於「以西釋中」的意義興許是及時的。

三、類似文化因素是「西學」進駐東土的神奇推手

　　張東蓀認為，若要在比較研究中引進西方思想觀念或學說，當然是可以的，但必須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尋找相似的基礎。具體而言，就是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找類似的哲學或文化因素，而要做到這點，首要前提是必須對中國思想文化與西方思想文化都有所瞭解，對西方哲學和西方哲學都要有研究。張東蓀說：[8]

因此，我對於以往吸收西方文化的態度很引為有些遺憾。就是不從配合方面著眼，而專從衝突方面著眼。因為把兩種文化視為絕對相衝突的東西。所以，遂對於固有文化認為是進步的障害，應得加以屏棄。於是一時時髦的學者，都以能咒罵固有文化為得意鳴高。其實這是一個大錯誤。我在十餘年前有一天和熊十力先生談及中西哲學之多同，我說凡能徹底瞭解西洋哲學的，同時亦能瞭解中國哲學。現在一班學哲學的人不能瞭解中國哲學，並不是由於他們學習了西洋哲學，乃是因為雖學習了西洋哲學，而仍未徹底瞭解。中國現代一班讀書人對於西方文化，亦是如此。例如高唱打倒孔家店的吳某，對於外來文化即一無所知。胡適先生當時為之附和，到了今天似亦應有所懊悔了。今天的紛亂，這一班作文化溝通與接觸的工作的人們，實在不能不負責任。

就是說，根據已有的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經驗，之所以出現將中國固有的哲學和文化視為障礙，就是因為對中國思想文化不瞭解，就是因為對西方思想文化也不瞭解，從而用對立的態度處理它們的關係。因此，張東蓀主張在吸收西方哲學和文化時中國思想文化應加以「配合」，而所謂「配合」，就是對中國思想文化與西方思想文化都必須瞭解，否則就無法找到「配合」關節點。不能找到「配合」關節點，非但不能引進西方思想文化，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也將被糟蹋。那麼，如果要吸收西方思想文化，中國思想文化應該怎樣「配合」呢？

　　張東蓀以「人格」觀念為例進行了說明。他說：[9]

我在上文曾提文化之溝通與混合，必須先其本來就有相接近點方可開始導入，這個道理亦可用於此處。即中國如果要把西方的人格觀念迎接進來，要想建立民主主義的生活（民主主義是一個整個的文化，不僅是一個政治制度而已，請詳後章），則必須先把儒家的人格思想昌明起來，認真實現。因為這一點是和西方的人格觀念有比較上相接近之處。兩個文化的接軌，必由於其中相類似處，乃是因為人們習慣稱為第二天性。新的樣子太違反舊日習慣，遂不能接受，於是必先由與向來習慣不太相反的地方進來。尤其是在觀念與思想方面，更是必須如此。

就是說，相對於西方人格觀念，儒家人格思想與之相近，所以若要吸收西方人格觀念，若要建立民主主義生活，就應該將儒家人格思想發揚光大。為什麼必須尋找相似觀念或文化作為基礎呢？張東蓀認為，人的習慣是一種天性，這種天性是人接受新事物的心理基礎，如果被接納的新事物或新學說與人習慣了的事物或學說相衝突，那麼這種新事物或新學說很難被接受或被拒絕，相反，如果被接納的新事物或新學說與人習慣了的事物或學說之間存在相應性，那麼這種新事物或新學說就容易被接受。因此，引進西方思想觀念或學說應努力在中國思想中尋找相應的觀念或學說。根據這樣的原則，如果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欠缺的，就需要補課，以構建中國思想文化與西方思想文化貫通的基礎。張東蓀說：

雖關於個人內心的修養方面特別發達，對於公共制度方面則付之闕如。所以，今後我們的問題決不是什麼全盤西化，亦決不是什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須知關於公共制度方面的，例如憲法與選舉法等，這顯然是中國本來所沒有的。對於中國向來所無的而設法補充上去，這件事並不甚難，似乎無須要「全盤西化」的極端辦法，亦不必須「中學為體」來做解釋。不過我亦承認雖只是補充空隙，然而卻亦必須配合得上，使形成一個整體，不起內部的衝突。[10]

就是說，接納新學說、新思想、新文化，必須在自身的思想文化系統中建立起基礎，有了與被吸收思想文化相似的內部基礎，才談得上「配合」，有了思想文化上的「配合」，才能消除接受者的心理障礙，才能消除彼此的衝突與動盪，使中西思想文化順利結合。事實上，張東蓀這個主張同樣得到了同時代學者的呼應：

我說這些話，當然不是要排斥西方科學，因為這無可爭辯的事實，同時證明中國文化亦無力排斥西方科學。無力排斥，即表示其自身有某一種缺點，而有所需求於科學，既然排斥不了，便只好痛自反省一番，坦然接受。現在的問題，是在我們甘願中國文化被破壞分解後，再來被動的接受。或我們還能從中國文化精神中，引發出自動自主的精神來接受。如果能夠，則中國文化精神均可繼續下去，已被破壞分解的東西，仍可恢復。如果不能，照我的看法，不僅中國文化精神要被毀滅，而且中國人對西方科學之接受，亦永不能成功。[11]

四、中學西學的對唱仍將理性地持續上演

　　總之，張東蓀雖然偏愛西學，但對於「以西釋中」理解中國傳統思想的方式或實踐所提出的主張，無疑是有前瞻性的。他提倡、支持並實踐中西思想文化的會通與交流，他認為西方思想和哲學先進於中國傳統思想和哲學，他主張通過「以西釋中」推動中國傳統思想和哲學的現代轉型。但是，他認為中國傳統思想和哲學具有西方思想和哲學所不具備的特點和優點。因此，他主張必須考慮到中西思想和哲學的差異，必須注意「以西釋中」對中國傳統思想和哲學可能造成的傷害，這樣才能使「以西釋中」的積極價值得以實現，才能有助於中國傳統思想和哲學的進步。愚以為，張東蓀關於以西學認知、理解中國傳統思想和哲學所提出的主張，仍可做如下積極性引伸：

　　其一，思想學說的先進性不能成為思想文化殖民的藉口，必須考慮每種思想學說的多元性與權利。張東蓀承認西學的先進，但西學無論如何先進，若是作為一種認知、理解另一種思想學說的方法或座標，那麼，它也必須考慮被理解思想學說的特殊性，必須以尊重被理解思想學說的權利為前提。就是說，解釋不能成為強盜行為，而應遵守解釋學的人文規則。即便是先進的思想學說，也不能對被理解的思想學說為所欲為，肆意曲解乃至破壞被解釋思想學說的傳統，以達到思想文化上殖民目的，這是張東蓀所反對的，也是今天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中所要警惕的。

　　其二，吸收先進的思想學說，應該在自身傳統尋找相應的思想文化基礎。張東蓀強調，中國如要順利地、有成效地吸收西方思想和哲學，就必須在自身的思想傳統中尋找相應的觀念或文化因素，這樣就可以「理應外合」，使西方思想和哲學順利地進入。張東蓀這個主張具有豐富且深刻的意蘊。既然要尋找與西學相配的思想文化因素，那麼這就意味著尋找者必須對中西思想和哲學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從而避免發生常識性錯誤。尋找類似的思想文化因素是為了讓人們接受新思想、新學說具備一種「先天」心理，從而消除吸收西方思想和哲學可能發生的心理障礙，這就對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與融和提出了心理上的課題。既然是通過在傳統自身尋找相應的思想文化因素，那麼，一旦傳統中缺乏相應的思想文化因素怎麼辦？按照張東蓀的理念，就必須創造相應的思想文化因素，以作為迎接新哲學、新思想的基礎，這就意味著對思想文化傳統間有改造或創造的任務。

　　第三，認知、理解實踐是一種文化性創造，是內外結合的思想創造活動。張東蓀極力主張，用西方思想和哲學認知、理解中國傳統思想和哲學如要獲得真正的成功，就必須先有對被解釋物件的自我解釋。就是說，以西學解釋中國傳統思想和哲學必須建立在中國學問的自我解釋基礎上。比如，解釋孔子的「仁」，先要有在中國傳統系統內、在儒家思想系統內、在孔子思想系統內的解釋，再開始西學的解釋，這樣，西學的解釋就不至於犯常識性錯誤而謬以千里，而「仁」在自身文化系統中的涵義與在西學解釋下的涵義也就可以「水陸兩清」。就好比打仗，對我軍瞭若指掌是不夠的，還要對敵軍瞭若指掌，只有做到知彼知己，才能「百戰不殆」，才能獲得對被解釋對象更準確、更客觀、更有創造性的理解。

注釋：

[1] 張東蓀：《知識與文化》，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頁184。

[2] 張東蓀：《思想與社會》，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頁141。

[3]《張岱年全集》第五卷，天津：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68。

[4] 同註2。

[5] 張東蓀：《理性與民主》，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頁106。

[6] 張東蓀：《思想與社會》，頁141-142頁。

[7] 張東蓀：《知識與文化》，頁118。

[8] 張東蓀：《理性與民主》，頁184-185。

[9] 張東蓀：《理性與民主》，頁94。

[10] 張東蓀：《理性與民主》，頁184。

[11]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95。